苏州为文人荟萃之地。元朝以来，书画名家聚集苏州更多。画史记载明代苏州画家达一百五十余人之众，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吴门四家”沈周、唐伯虎、文徵明、仇英更是人所熟谙，这是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画家群体。

　　吴门画派在山水画上卓有成就，同时在人物画和花鸟画方面也有重要建树。沈周的山水画，有人以“细沈”与“粗沈”区分之。所作或笔法缜密细秀，或气势沉雄苍郁，能谨细也能精简，尤为难到的是画中的空灵韵味。文徵明笔下的景物平和恬静，笔墨清秀含润，没有雕琢和刻露的痕迹，少见动荡谲异之势。这种画风，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和书卷气息，是文徵明审美意趣、性情气质的艺术化呈现。唐寅工笔写意兼擅，工书法，亦工诗文，在文学史上亦有地位。仇英的工笔重彩和青绿山水画，在精美严整之中透射出古雅之美，也是当时江南文人思想情操和审美爱好的反映。四家之后，吴门画坛长盛不衰。在吴门派后期画家中，著名的有陈淳、陆治、钱榖、陆师道、周天球等人，不少人仍有新发展。如陈淳的水墨写意花卉画，周之冕的勾花点叶小写意，陆治工整妍丽的花鸟画，谢时臣的粗笔山水，尤求的白描人物，周天球的水墨兰石等，均能别开生面。明代“吴门四家”充分体现了“文人画”的艺术趣味，其影响既深且远。明人王世贞评沈周作品，说“不作惊风怒霆战掣之状，而元气在含吐间”，说的正是一种温雅内秀的气质。沿续而下的吴门画风，崇尚文雅，注重人品，讲究逸趣，注重笔墨，内中蕴含着一种江南水乡的温润、冲和与灵动，体现出独特的地域美学品性。

　　当代的苏州画坛，画家心态平和，鲜有追赶时髦惊世骇俗的“创新”，却不时推出让全国画坛关注的画家和作品。这种在沉稳中拓进的势态，体现出苏州文化传统的潜能和当代艺术家的主体心态。有一种说法认为，苏州画坛多年被“边缘化”。这种说法不确，美术界有识见的同行一直关注苏州画坛，了解他们的成绩，为他们的贡献感到高兴。从1960年的苏州国画馆开始，张辛稼、沈子丞、费新我、许十明、孙君良、马伯乐、刘懋善、徐源绍、杨明义、吴雍、冯浩、谭以文、姚新峰、张继馨、刘振夏、潘裕钰、王锡麒、张晓飞等人的名字便时常为人关注。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一批中青年画家相继崛起，形成了受人瞩目的当代苏州中青年画家群体。我更愿意承认，“新吴门画派”在近年提出，用意不在于为是否“边缘化”较真，而是在当今中国文化艺术大步推进的氛围中，苏州画坛希望借助“吴门画派”的独特传统资源，为推动中国画发展而做新的努力。

　　“新”是一个关键词。它既是历史的延续、文化的承传，同时也注入当今时代的文化新质。“新吴门画派”这一概念是有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托的。之所谓“新”，固然是与“旧”相对而言。一方面，它需有上下文脉相系的历史关联。另一方面，应有前后截然不同的质性和容量之区别。“新吴门画派”植根于苏州一方水土，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有中外驰誉的“苏州评弹”“苏州园林”“苏绣”“苏扇”“昆曲”和“东山雕花楼”等种种让人赞叹不已的精致文化样式。清丽、雅逸、婉约、文秀，成为苏州文化艺术总体的审美趋向，这也是苏州画坛的地域特征之所在。在当今这样一个“趋同”成为大势的“全球化”时代，“存异”更显出其价值。苏州文化这样渊源有自的美学特征弥足珍贵，这样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更应备受珍惜。在我看来，苏州画坛的重振雄风，接续文脉是前提。传承，是“新吴门画派”的第一层含义。

　　然而，仅有传承是不够的。历史前行，时代更替，艺术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是它的内在逻辑。传承并非重复，不是因循守旧。“新吴门画派”必须与传统吴门画派有大的区别乃至质的不同，否则无以言“新”。在精神理念、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笔墨语言各种要素上，“新吴门画派”必须有更广的涵盖面，更大的多样性，更明显的创新性。非如此，不能呈现出我们所处时代的新气息新风貌，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大大增长了的审美诉求。当代吴门画家们不可固守门户，必须开拓进取，必须体现出前瞻性、包容性，开拓性。也就是说，拓展，是“新吴门画派”的第二层含义。

　　从现在的苏州画坛看，无论人物、山水画科，或是花鸟领域，都出现了甚具实力的画家。这些画家笔墨语言各有特色，境界意蕴各有所求。与其他地域画风相比较，明显呈现出一种富于江南韵味的整体性地域特色。当今“新吴门”画家们的视野已大为拓宽，题材扩展，从江南水乡到漠北高原，从田园村居到都市风情，从民间旧俗到新潮时尚，均是用新的语言来表现。老的题材也以新的形态呈现。不消多说，中国画的结构图式和笔墨语言从来不是静止的僵化程式。绘画的多样变化，无论是源于传统内部的创新或是来自外部催迫的裂变，只要有助于艺术的推进发展，都是值得鼓励的。这是“新吴门画派”的第三层含义。

　　由于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基因，苏州画家的作品大体倾向于温雅内秀，在创新方面避免偏执激烈，有一种折中冲和特征。对此，或许有人会感到不满足。但我以为，生搬硬套别人的方法，很可能适得其反。“新吴门画派”的路究竟应该怎样走？最终还得由实践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