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某些史学研究在材料、视角、旨趣甚至方法上逐渐转向“难以述诸明晰判断”的“思想与经验之间”，或者说，关注人物“如何将生命刻写在历史上”——这样一种注重感同身受的“体验”式阅读与运思，创生了研究中的细腻、关切。由于借助了个人经验的深入展开，使得历史叙述获得了额外的饱满和丰盈。

　　我由此想到，我们如何看待艺术史研究中作为对象的“人”？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对研究者来说，与既往形成对话关系，远比价值估量更易于保持结构的开放性和思维的张力。毋庸置疑，艺术史对作品的研究与对“人”的关注始终不可离析，即使是最为“纯粹”的本体研究。从《孟子》中抽绎出来的“知人论世”的学术原则或方法尽管已属常识，然而遗憾的是，揆诸现有艺术史的经验，这一原则的重要性，显然远未被我们认知。

　　诚然，我们对过往的省思不能不来自作为今人的问题与视野，对意义的估量也无法不系于今人的识别与判断。前提是，真诚地去了解人物包括时势、情境、场域、动机、初衷等等在内的一切实相。以我个人的理解，历史研究中轻率，甚至轻薄的结论不仅仅缘于论者缺乏识力，很大程度上，我们忘记了一个“恕道”原则。

　　人文科学研究无疑要求主体的精神投入——因其关涉的是边际不明的人生，需要动用全部经验与智慧。而经验与智慧不都是以专业、学科来框定的。谁都不可能真正“空着双手”进入历史，那么，业已形成的敏感与关怀就至为重要。对问题认知所能达到的深度，除却必要的理论素养、知识状况、材料准备，更多地有赖于主体的观念深度、情感深度。你的全部既往——经验、阅历、学养、禀赋、气质，都可能参与其中。有时候，研究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仿佛两个一同隔墙观花的人——是一种是眼界的较量，所谓“历史局限性”云云不一定就能保证你比前人站得高——此时，眼界与对象相齐者，不但能看到他的姿态，也能看到他看到了什么，纷红骇绿，尽收眼底。而眼界不及对象者，则只能看看人家观花的姿态，至于他看到了什么，只好去猜测。可以考其行迹，却难以见其心迹，这样的尴尬对许多人来说恐怕并不陌生。晚明高僧憨山德清《寂寞说》一文论及对杰出人物的认知之难，其中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然在古豪杰士，或出或处，行显而心隐，诚难以概迹见。非夫具超方之眼，而持圆照之鉴者，又何以状其形容哉？”

　　像竹内好（日本战后著名的思想家，因其鲁迅研究而在日本知识界形成了以鲁迅为思想资源的传统）那样，找到契合自己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参照系，毕生将一个人物作为自己灵魂的原点，这样的机会毕竟罕有。然而，有一点是可以企及的：经由对象发现自己，你与对象彼此烛照，相互印证。你或可由是转向另一个命题：学术何曾能够完全外化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