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参加宋步云、孙宗慰、陈烟桥三位同志的家属捐献作品的捐赠仪式，我感到非常亲切，也非常高兴。所谓故人有后，在这里我见到他们的子女、后人，特别高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跟悲鸿一起去看过宋步云同志的画展，他画得非常好，当时悲鸿买了他的两幅作品。1946年，我们来到北平，聘请宋步云同志担任北平艺专教授。那时候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返还给中国人，学校连一间宿舍都没有，几乎是从零开始。当时由于担任宿务主任的宋步云同志很能干，学校的宿舍都是我和悲鸿、宋步云一起买下来的。

　　孙宗慰同志是悲鸿在重庆聘请的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我们当时住在美术学院，同一个桌子吃饭，每天都见面，而且在有月亮的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听悲鸿讲美术史，那些情景我至今难以忘怀。

　　1956年,也就是悲鸿去世3年以后，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到上海去收集悲鸿的资料。陈烟桥同志作为上海美术家协会的代表来接待我。他没有按一般的关系请我吃饭，而是把上海美术家协会收藏的一幅悲鸿佳作捐献给徐悲鸿纪念馆，我很感动。他也因此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亲切的印象。

　　此时此刻，我见到三位画家的后人，也想起了过去的岁月，虽然流年似水，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也不在人间了，但是我感到往事并不如烟。看到他们的名字，看到他们的后人，我就想起他们，想起那些难忘的往事。人生很短促，悲鸿去世距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我初到北京来的时候二十多岁，现在已经91岁了，我时常追忆往昔，怀念他们。

　　今天看到他们的后代都那么健康，也看到他们的后代把先人的作品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我觉得很感动。我借此机会向三位画家的后人表示敬意和问候，并对三位艺术家表达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