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也是一段重要的光辉历史。我曾经在上海参加过一个研讨会，会上，一个青年人认为：“20世纪是中国美术最衰败的世纪。”我反问他：“那么，19世纪清朝时期的美术又怎么样呢？”

　　为了得出客观的结论，我们不妨从纵横两条坐标线对20世纪的中国美术作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纵向比较是指以历时性为线索，在中国历史的范畴中进行比较。横向比较是和世界各国作共时性比较。无论哪一种比较，我们都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美术史是一段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20世纪是中国人民奋斗的一个世纪，是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争取独立、争取自由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中国人民饱经苦难，随后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之后还出现了一些政治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多伤害。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显然，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波澜起伏的。这段波澜起伏的历史、苦难的历史对于中国艺术家起了什么作用呢？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艺术家和普通民众一样，在经济上和生活上非常困苦，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创作。困难的生活激励了中国艺术家的意志，激励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和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艺术技巧来讲，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家谈不上具备非常高超的艺术技巧，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是非常真诚的。判断一件艺术作品的优秀与否，主要是要看它反映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感情。这些艺术家都是诚心诚意地投入到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宋步云、孙宗慰、陈烟桥三位艺术家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到艺术界，并在以后逐渐成名的。

　　三个人的经历各有不同。三人之中，只有陈烟桥先生在解放之后没有受到大的打击，而孙宗慰先生和宋步云先生的艺术之路都非常坎坷。孙宗慰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忽然从中央美院离开了，原因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档案只是显示，他当时到干部学校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就从中央美术学院离开了。在那个特殊的政治时期里，一个人稍微受到别人的一点怀疑或者被传出一些流言蜚语，这个人在政治上就不会受到重视。

　　宋步云先生的遭遇同样令人同情。宋步云是徐悲鸿先生的得力助手。中央美术学院当时的宿舍就是后来人民美术出版社所在地，人民美术出版社现在已经搬走了，原来中央美术学院的校舍也拆掉了，这很可惜。宋步云先生帮助徐悲鸿先生走了很多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块校舍（校尉胡同五号）拿下来，此外还买了很多宿舍（包括煤渣胡同），这些宿舍都是当时宋步云先生帮助徐悲鸿先生弄来的。他立了很多功劳，但是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无论在艺术上还是生活上，他都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陈烟桥先生虽然先后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广西艺术学院的副院长以及广西美术家协会主席、广西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但是在“文革”期间，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美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艺术家不仅仅只是这三位，而是有几十位、几百位。他们之中有的被我们发现了，有的还被遮蔽着。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要把那些被遮蔽的艺术家挖掘出来，要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

　　在这三位艺术家中，陈烟桥先生是中国革命版画的先驱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新木刻运动史、版画史上起的作用非常大。当时鲁迅先生对这些青年人的鼓励以及他们和鲁迅先生的来往、和鲁迅先生的通信今天想起来都非常令人感动。其他两位先生在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方面所做的贡献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对于中国20世纪美术史，我们绝对不能小觑，要给予充分的评价，要做认真的研究。三位艺术家的家属把八十余件作品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这些作品是我们国家宝贵的财富，它们也增加了中国美术馆的收藏分量，是很值得我们尊重的。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可谓波澜起伏。在“文革”期间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美术的影响极大。这是事实，但不能光看到这一点，更不能把这一点无限放大。有人一提起20世纪的中国美术（包括17年美术）就有很多流言蜚语和很多诽谤性的批判，有人在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完全否定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水画，认为当时的山水画像李可染、傅抱石、关山月都是“御用”画家，认为他们在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到1960年）还画歌颂祖国山河的画，没有揭露中国当时因为饥荒而导致许多人死亡的现实是不对的。这样的批评是非常荒诞可笑的。这些艺术家（包括关山月、李可染、傅抱石）在那个时候（包括50年代）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李可染先生当时拿补助金，因为他孩子比较多；傅抱石先生当时喝茅台酒，有人就以他喝茅台酒为由，说他画《江山如此多娇》时让周总理给他批条子弄来了一些茅台酒，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批评，因为他们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我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50年代一直到“文革”期间，这些艺术家都是在用自己的良知和高度的责任心开展艺术创作。我们要对那些作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当然这三位艺术家的经历不一样。陈烟桥和孙宗慰两位先生都在70年代就离开了我们，而宋步云先生一直活到90年代。我当时很激动地回忆起一件事情：8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要离开中国了，要请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先生参加他们的告别会，江丰先生让宋步云先生去参加，他送给美国驻华大使一幅寿桃。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宋步云得意的心情，他为什么那么得意？打倒“四人帮”以后，姜丰先生复职了，对于他的艺术给予了重视，因此他的心情非常舒畅。他在心情不舒畅的时候画了那么多油画和水彩作品，做了那么多工作，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们的政府和时代是有负于他们的，他们所做的贡献是完全对那个时代和人民的一种贡献和回报。我作为一个美术史的研究者，今后一定要认真地学习和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史，并且引导学生们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做公允、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