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危亡的关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平学生喊出的这句名言，正是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阶段，“苦难与抗争”是那个年代的主题。在文艺领域，一度呈现繁荣的现代主义绘画也沉寂下来。写实绘画便于理解，可有效地激励民族斗志、反映社会现实，从而成为创作的主流。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艺创作的方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所遭遇的危机决定了中国现代文艺革命与战斗的本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以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最为突出，中国画的西式“改良”与油画的写实方向都是艺术家为家国命运所做出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未来的美术发展方向正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艺术社会功用的加强，漫画创作也繁荣起来。各种漫画以辛辣的语言抨击敌人，揭露黑暗现实，从而凝聚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意志。连环漫画（或称“连续漫画”）更易于思想的传播，在人群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苦难的现实

　　早在1926年，徐悲鸿就极力推广来自西方的写实绘画手法及观念，试图以“科学”的手段反拨传统中国画的弊端。徐悲鸿把西方历史叙事绘画的理想融入到中国画的创作当中，改变了复古守旧的思想，使之有了英雄主义气质和现实主义的感染力，这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变革的重要成果。同样，在油画的创作方面，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油画呈现出的面貌不是对于绘画形式语言的玩味，而是注重历史叙事的写实主义气象。这种具象的绘画手段在揭示当时中国苦难的社会现实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艺术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了深刻的批判，以独特的视角、以切入社会实际的决心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写实主义杰作。代表性的作品有蒋兆和的《流民图》、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唐一禾的《祖与孙》，以及王悦之的《亡命日记》《弃民图》等，都极具表现力。艺术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创作，通过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与人生的悲苦。

　　《流民图》是蒋兆和最重要的代表作。作者以史诗般的手法揭示了苦难的战争现实，是中国美术史上一幅重要的现实主义杰作。这件作品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表现了民众流离失所的惨状，传达了他们的哀恸。作品兼用中国传统的笔墨语汇和西式的造型手法（结构、解剖等）来刻画人物，形象的体量感强烈，准确而生动的人物造型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从而获得强烈的表现力。整幅画面充满悲怆的气氛，极具艺术感染力。

　　创作于1931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时期演出次数最多、观众人数最多的一部戏剧。在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中，它的影响是最广泛的。司徒乔以此为题材，于1940创作了同名油画，这幅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内涵，画面场景非常具有戏剧感。司徒乔的作品注重油画语言的表现，重视人物心理刻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悲惨的社会现实，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王悦之的油画《亡命日记》与《弃民图》，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布局样式，追求平面的形式感。在《弃民图》中，艺术家通过对穷苦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底层人民朝不保夕的艰难生存状况。唐一禾的作品《祖与孙》，描绘了祖孙俩为了生计乞讨而流落他乡的潦倒处境。艺术家用写实的表现手法激起了观众对画中人的同情之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明确的政治现实意义。

　　余本的《奏出人间心酸》和《纤夫》，充满表现主义色彩，极具力量感。韩景生的《被日寇炸毁的机场》控诉了战争的残酷与侵略者的罪行。余仲志的《饥寒交迫》、江丰的《码头工人》、胡一川的《失业工人》、张望的《逃亡的人们》以及沃渣的《水灾》等作品表现了底层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正是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激起艺术家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其艺术作品具有直面民族苦难的勇气，从而涌现了大量的反映底层社会现实的杰作，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起到了唤醒民众抗争意识、激起人民与黑暗现实斗争决心的作用。　　

　　抗争的力量

　　尽管遭遇强敌的入侵，尽管社会现实悲惨，但我们的民族并未绝望。因此，“抗争”也是贯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题。艺术家不仅拿起武器亲身参与到战斗中去，而且也用手中的画笔表现同胞们不屈不挠的抗争。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政治作为明显，绘画的宣传功用性较强，而且背负时代的责任，绘画的语言表现出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极具表现的张力。画家的视野与关注点不只局限于人民的生活及其悲苦经历，还有知识分子、军人做出的抗争与牺牲。唐一禾的《“七七”的号角》《女游击队员》，野夫的《反饥饿斗争组画》《号召》《搏斗》，麦秆的《放回来的爸爸》，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另外还有力群的《三个受难的青年》、赵延年的《抢米》、莫朴的《清算》、沃渣的《抗战总动员》以及江丰的《向北站进军》等作品表现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抗争行动。这些作品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决心，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激励着人民与黑暗的势力作斗争，同时也歌颂了那些为我们民族做出牺牲的英勇行为。

　　在艺术创作上，唐一禾主张“理想的现实主义”。他于1944年创作的《“七七”的号角》，是其计划创作的《抗日战争史画》组画的第一幅未完成的油画稿，这幅作品表现了知识分子投入抗战的主题，艺术语言朴素平实，但现实感却很强。欣赏这件作品，仿佛看到自己的邻居、朋友、亲人在走向抗战的道路。

　　莫朴于1948年创作的油画《清算》，描绘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被解放了的农民与曾经剥削、欺压他们的地主阶级作斗争的史实。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土地改革运动在经济与政治上让农民彻底翻身做了主人，这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扭转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经济体制关系。《清算》非常生动具体地表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这种巨变，也从艺术的角度表达出这样的观念：农民当家做主，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作品基调质朴厚重，人物情态生动，场景充满舞台戏剧感，很好地强化了主题。

　　野夫的作品《反饥饿斗争组画》表现主义特征强烈，画面深沉悲怆。作者用阴刻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和场景，表达了现实社会的黑暗、残酷，以及人民内心的愤怒与抗争。麦秆的作品《放回来的爸爸》中，孩子惊恐的目光、爸爸眼睛上缠着的厚厚纱布等细节刻画，都有着撼人心魄的表现力。力群的《三个受难的青年》是一幅带有“自传”性质的绘画，描绘了因“木铃”事件，力群与曹白、叶洛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坐牢的经历，画面气氛凝重，富于戏剧的张力。赵延年的作品《抢米》则是1946年6月内战爆发以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　　

　　战斗的木刻

　　1930年3月2日，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宣称文学艺术的任务不能局限于单纯的艺术形式，而是必须要直面现实生活本身。只有向现实生活深入发掘，才是文艺革命的出路。左翼美术家明确把艺术为革命的信条奉为创作指导原则，认为美术革新必须要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要与黑暗的现实作不懈的斗争，如何让美术作品发挥革命的效用才是美术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艺术观念，左翼美术家以艺术为战斗武器，投身于这场革命运动中，他们印发传单、参与集会，积极投身革命。其最为突出的成果是由鲁迅先生发起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鲁迅先生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在整个20世纪的艺术运动中，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的规模与影响力是所有其他艺术团体和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木刻家们以刻刀为武器记录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新兴木刻运动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个时期版画艺术的主要特征是版画家直接、率真的表达方式和对现实政治事件的敏感态度，作品表现出积极参与革命斗争的决心。他们汲取国外版画家的艺术表现手法，结合中国的革命运动，采用形式多样的展览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一场具有表现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的艺术运动。

　　李桦的版画《怒吼吧！中国》作于30年代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亡时期，全民族正掀起反帝救亡的热潮。作品以象征主义的手法，通过被紧紧束缚、蒙蔽双眼的痛苦而屈辱的形象，揭示中华民族的怒吼与抗争。作品不以光影来表现，采取线结构为主的阳刻表现手法，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是30年代新兴木刻版画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在表现中国军民团结一心与日寇进行战斗的作品中，彦涵的版画《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无疑是鼓舞人心的作品之一，它同时也是彦涵知名的代表作。作品描绘了农民与战士紧密团结在一起，与侵略者进行战斗的场面。底部托举战士的民众与战士射击的姿态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构图，画面上所有的人物形象都处于紧张的状态，他们紧紧团结在举枪射击的士兵的周围，以确保战士能够有效地消灭前来侵犯的敌人。作品传达出一种紧迫的气氛，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彦涵描绘抗战题材的其他重要版画作品有《搏斗》《夺回粮草》《狼牙山五壮士》等。胡一川的《到前线去》《八百壮士》《月夜破路》等也是表现中国军民抗战斗争的优秀作品。

　　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期间，因为动荡的社会现实，再加上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使得木刻马上成为反内战怒潮的尖兵。反内战的木刻在各重要城市展出，并发表于全国各地的出版物，号召着人们争取民主、反对压迫。这一时期相同主题的代表性作品还有李桦的《怒潮》组画、野夫的《反饥饿斗争组画》、赵延年的《抢米》、黄新波的《卖血后》、王琦的《洪流》等。解放区于1947年10月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使生产力得到解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推进革命的决心，各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石鲁的版画作品《打倒封建》正是表现农村土地改革的优秀作品，作品采用以阳刻为主的手法，版画语言纯正，极具形式感。

　　在面临三四十年代这样一个关乎民族命运与国家存亡的紧要时期，艺术家担负着用画笔进行战斗的责任，他们以艺术为武器，鼓舞人们的斗志，揭露不平的社会现实，表现人民生活的困苦与艰辛。中国的现代绘画正是经历了革命与战争的洗礼而走向成熟。　　

　　延安的理想

　　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吸引着无数胸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不满，另一方面是延安传递给世人的进步印象，特别是美国记者、作家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更让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所在。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

　　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延安的艺术家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他们学习延安地区丰厚的民间艺术传统，结合西方的造型手法，创造性地让小众的艺术变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艺术创作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而是积极与观众发生关系；它不仅完成了所肩负的时代重任，同时也因为如此深入人心而引领了时代文化的风尚。从延安时代开始，艺术表现的内容把广大人民群众放在重要位置，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更以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为荣。最鲜活的民间艺术形式与最崇高的革命理想相结合，使延安时代的艺术获得一种极具时代感与民族性的艺术形式。这是第一次从根本上以人民群众自身文化诉求为出发点来进行的一次艺术革新，这个探索使延安文艺创作形式与内容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第一次让艺术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推进新的文艺变革，从而使新中国的美术在延安时代就开始酝酿成型，中国艺术的发展进程从此发生革命性的转变。

　　延安时期的艺术家，在投身战斗的同时，也以自己的画笔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了以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革命思想，他们借鉴民间美术的样式，以适应延安当地民众的审美趣味。具有民族风范的绘画样式由此被创造出来。彦涵的《开展民兵爆破运动》正是这一理想范式的体现，作品借鉴了民间年画的形式，用明亮的色彩、装饰性的构图，表现了全民抗战的景象。古元的《减租会》《离婚诉》等作品在人物的刻画上减弱了光影效果，重视线描手法，既为大众喜闻乐见，又传达出中国气派。胡一川的《开荒》刀法开阔大气，人物造型拙朴有力，很有民间剪纸艺术的味道。力群的《人民代表选举大会》、罗工柳的《改造二流子》等作品从色彩到人物的描绘也是以普通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创作的，画面清新悦目，一改过去凝重、深沉的格调，表明了一种全新的文艺风范。

　　除了在艺术的形式上借鉴民间绘画传统，延安艺术家掀起新年画运动的高潮外，在作品题材内容的扩展方面，延安的艺术家真正做到了融入群众生活，歌颂普通劳动人民，在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次让农民的生活成为讴歌表现的对象。力群的《饮》、李少言的《修房子》、马达的《推磨》等作品，都是以表现普通劳动者的劳作为主要内容的代表作品，而古元的《收割》则是延安时代少有的具有纯朴诗意的作品，它传达了艺术家对于延安新生活的理解，作品体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追求与胸怀。

　　鲁迅先生很早就提倡艺术家应该向民间、民族艺术借鉴学习，而在自己的创作当中把这种理念真正付诸行动的正是延安的艺术家。　　

　　时代的漫画

　　漫画是具有都市文化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抗战之初，时事性的漫画起到了新闻传播与战争动员的效果。因为具有便于传播、针砭时弊的特性，漫画在政治上的功用明显的要强于其他绘画品类。所以，在三四十年代漫画的广为播布影响着人民的认知态度，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阶段，漫画在文艺领域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在宣传的效能上，漫画明显更适应时局动荡的年代。为更好地发挥漫画的作用，艺术家们团结协作，成立各种漫画协会，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漫画作品，为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1937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其艺术宗旨为“以期统一战线，准备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以争取抗敌救亡最后胜利”。漫画家们投身抗战的洪流，用漫画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在各地举办抗战漫画展，他们的漫画通过对抗战的报道让观众了解了的局势的发展，通过在前线有效的创作宣传，激励了将士的战斗精神。漫画家们不仅暴露了侵略者的丑恶嘴脸，而且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他们的创作与大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对于塑造健康的国民性格、宣传现代文明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动荡混乱的时局下，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有侵略者对家园的摧残破坏，还有那些贪腐成性的统治者对民主的肆意践踏。所以，对时事政治的针砭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漫画作品重要的创作主题。这一时期产生广泛影响的漫画作品有张乐平的《共荣圈》、《靠老板吃饭》、廖冰兄的《它说：这儿是生路》、《我手上才是真正的光明》、丁聪的《良民塑像》等。

　　抗战运动开始后，艺术家在动荡的环境下辗转至重庆、桂林、昆明、延安等地，通过街头艺术展览、散发传单或印刷报刊等手段，使抗战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在民族经受苦难的特殊的年代，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通过对西方古典写实绘画与表现主义木刻版画的学习，引进了西方绘画宏大的叙事风格，结合中国传统的审美精神，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造型体系。这一举动改变的“精英艺术”立场，让艺术走出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确立了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指导方针，使艺术与人民大众的生活融为一体，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艺术家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族命运，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奋起抗争的战斗精神投身时代的洪流，他们的作品团结动员了民众的力量，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为争取民族解放、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