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

　　作为派往苏联的第一批美术留学生之一，1953年，我来到苏联，由于当时年纪较大一点，我被推选为列宁格勒市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几年之后，张华清同志接任了这一职务。我主要从绘画创作和教学的角度出发，谈一下在苏联学习中感受颇深的几个问题。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在我们临行前曾一再叮嘱，只有到苏联学习才能学到真东西，到苏联一定要把他们的色彩学到手，回国之后讲解和传播。因为在当时看来，国内教师和学生都认为画素描的本领已经非常不错了，到苏联主要潜心学习油画和色彩即可。而到苏联后的第一年，令我感受最深的却是：不但油画和色彩要学习，我们的素描也与他们相差甚远。

　　如果说素描水平依然与苏联有相当的差距，追本溯源，我认为还要从解剖说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画人难画骨”之说，这全然和素描、造型相关联。我虽然在国内也学习过解剖，但与苏联在解剖课程上所花费的心血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在苏联，起初两年都要学习解剖，从骨头到肌肉到运动，老师讲得非常透彻，之后对素描课的教授也和解剖联系起来，便于我们理解和掌握。当然这里所指的解剖不是医学解剖，而是造型形象解剖。苏联的教师在教学时一再强调绘画不是单纯地追求“像与不像”，关键是要重视内在结构。所以到苏联后，我才觉得素描跟他们有很大的距离，感觉到存在距离，再画的时候也就明白如何执笔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如人的表情、心理、生理等都与绘画关系非常密切，它们在苏联教学中很好地得以体现，这才是真正的绘画。这就是我到苏联学习后的第一个感受，不仅色彩有很大距离，素描、造型结构、对解剖的理解也都有差距。

　　第二个就是色彩的问题。我们在国内学习色彩的时候反复强调的是要对颜色进行比较，但具体怎么做却往往不能身体力行。在苏联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他们对颜色和色彩的认知不一样，我们一般谈的是事物的颜色，即固有色，却忽略了什么环境之下呈现什么样的色彩，而他们谈的却是条件色，带有一定的色调倾向。俄罗斯有位色彩画家曾说过：“色彩是关系。”色彩是在关系中比较出来的，要研究绘画对象的颜色关系，根据对象不同环境、不同光源、不同反光的特点，同一颜色会出现不同的色彩，于是就把颜色和色彩区分开来。中国古代文学诗句中也早有关于条件色的描摹，如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又如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读到这些，我豁然开朗，这其间都是对于条件色的捕捉，但在绘画过程中，我们却始终未能领悟到。西方的印象派绘画之所以注重写生，也是因为环境条件色对于画面的重要性。所以条件色的问题，就成为油画中的主流。如果我们把油画当做工笔重彩单色或者固有色来画，不管它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那画出的油画也就谈不上是油画了。

　　再有一点，我所感觉到的苏联现实主义跟国内理解的现实主义不一样。苏联现实主义并不是一般的写生，而是对生命的构思、用意，表现出来的内容是打动人心的。中国的艺术传统与苏联的艺术传统有一个共同点，即它诉说人之最感动又表达不出的部分。苏联现实主义创作在世界艺术篇章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与他们自身固有的高傲性格和品性修养不无关系。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中，思想性总是领先的，始终贯穿人道主义。苏联的现实主义传统由列宾起始，关于他们深入生活的办法和当时创作《伏尔加河纤夫》的过程被每个美术史老师在讲课的时候都讲得非常令人感动。他们当时体验生活不是一般的体验，而是真到生活中去，同吃同喝同劳动。苏联人民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动，而不是简单地“玩帅”，或是单纯地搞点技巧。

　　苏联和西方美术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地方。当世界上各个流派层出不穷时，当我们都在试图顺应这一时代潮流之时，他们仍在矢志不渝地坚持着艺术传统。对他们来说，艺术若不能动人，一切都是空谈，他们追求的是永恒的精神性。何为永恒？真善美即是永恒，艺术就是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从而不断地发现真理。如果不把这些表现出来，那么还谈何艺术？从这点来看，苏联与我们中国艺术传统的初衷不谋而合。中国的艺术有个原则，就是“为人民而艺术”，艺术是要求观众的，要求被人理解的，所以艺术是人民的艺术，必须为广大群众所理解。

　　（注：2013年3月2日，李天祥应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之邀，在该馆发表演讲，本文即演讲的主要内容。巩雪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