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从苏联学习回来，看到了北京新建成的“十大建筑”，真是兴奋！特别让我惊叹的是坐落在五四大街上那座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中国美术馆，这是一座具有中国宫殿气派和中华民族古典形式的建筑。北京终于有了一座崭新的人民的美术馆，我真高兴。

　　1963年，中国美术馆正式开放了，从此美术馆就成为我经常去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大型美术展览我都要去看，那里也成为我与同行、朋友会面并交谈艺术的地方。虽然看了许多展览，但能记住的不多。印象较深的有李可染先生的个展，他的作品很有创新意识，在中国水墨画中明显独树一帜。还看过王式廓先生的个展，最主要的是他的作品《血衣》，以及为创作《血衣》画的各种素描和草图，思想深刻而富有艺术表现力。记得的还有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吴作人先生的油画《齐白石像》，以及吴先生的水墨画—题材包括马，熊猫，天鹅，骆驼等等。看到这些画时，我都抱有学习的心情。每看一个画展，都能让我学到这些老画家的精神和功力。

　　也在中国美术馆看过历年的全国美展。有一年，广东画家汤小铭画了油画《鲁迅先生像》，我认为他把鲁迅先生的精神画出来了。1980年在全国青年美展上，看到四川青年画家罗中立的一件大幅油画《父亲》，立意深，技术精，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和启发。

　　当然，在中国美术馆我还看过一些从外国来的大型展览，有深刻印象的是“法国十九世纪风景画展”，其中有米勒的《晚钟》和《拾穗》。我少年时期就知道米勒是一位擅长描写法国农民的画家，这次终于看到了他的原作，还是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现在记忆力太差了，许多许多好展览、好画都记不起来了。总之，五十年来，中国美术馆成为我的艺术学校，是我最好的图书馆，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良师益友。我得经常去看望她，经常去向她讨教。

　　在那些年中，中国美术馆也收藏了我的几张画，我记得有综合版画《葵花地》，还有一幅水彩画《寂静的草地》，描写了一匹白马默默地站在长征途中的草地上，低头悼念自己的主人—一位牺牲的战士。这幅画的寓意比较好。另一张是我和靳尚谊合作的《毛主席和亚非拉人民在一起》，这幅画的整个画面色调和谐，基本运用单线平涂的手法表现出体积感，有它独具的特点。

　　1986年以后，我有机会参观了欧洲几处美术博物馆，像法国巴黎的卢浮宫，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90年代我也去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收藏了大量的世界美术精品，数量惊人，真是人类文化的宝藏。据说这些文化遗产有些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历史变迁，有些是由于战争的结果，还有许多是皇室的传代，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捐赠的。看过这些博物馆后，深深地感到人类的文化遗产由博物馆保存将会给后人和人类文明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啊！

　　近些年来，因为自己年纪大了，也常想到自己的作品今后的出路。说老实话，我的作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画，但是我也有一个特点，我从少年时起就一直受到党的教育，而且在艺术上，专业上深受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文艺思想的影响。我认为艺术的源泉来自生活，我们的作品要为人民，要有时代感，要让人民喜闻乐见。我是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美术工作者，自然而然地我的作品就一步一步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产生。解放战争时期，在农村，在土改地区，在解放军中，我画了许多漫画和宣传画，鼓舞军民的士气。抗美援朝时期，我去了朝鲜前线，在采访志愿军战士时画了许多战地速写，记录了志愿军战士的英雄精神和与敌人英勇顽强战斗的事迹。在苏联学习的三年中，我创作了大量的版画，其中《列宁与中国志愿战士》发表在苏联的真理报和我们的人民日报上。在我们国家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第一个丰收的日子里，我刻了《丰收曲》和《葵花地》。1976年，在那个中国人民悲痛的日子里，我画了纪念周总理的几幅作品，记录了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怀着悲痛的心情悼念领袖的难忘时刻。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将自己比较有些影响的画捐献给培养我的祖国。联想到中国的美术博物馆，我只知道大量的古代艺术精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而中国美术馆则是中国近现代美术作品最重要的收藏地。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中国美术馆，不久，他们的副馆长马书林同志亲自到我家来看作品，选藏画；2006年为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伍必端个人捐赠画展”，中国美术馆为我出版了一本精美的画册。有几位看了这个画展的画家和一些相识的朋友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我的画和时代联系得很紧密，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各个时期的特色。

　　还有一件事，1956年国家派我到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版画系学习。留学苏联的三年期间，许多苏联同学和老师送给我许多他们创作的作品。我还访问了好几位苏联著名的版画家，他们也送给我一些自己的作品。在这些同学和老师中，有几位是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红军战士，战后他们又回到列宾美院执教或学习。他们的创作中有些体现了对俄罗斯美丽大地深切的热爱，有些直接反映了他们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体会。

　　我的同学斯塔罗夫的毕业创作就是用麻胶版画表现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经历和深刻的体会，他把这套精彩的作品送给了我。另外一位叫涅克拉索夫的同学，他很有才能，刻了一套表现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为题材的黑白木刻，不论在构图还是黑白处理上都很精彩，他也把这套完整的作品送给了我。另外我还收集到苏联著名版画家和素描大师维列斯基的石版画人像，俄国著名的插图画家鲁达珂夫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我还收藏了爱沙尼亚著名版画家克尤特的几幅铜版画。

　　回国后，这批珍贵的苏联版画作品在我家中放了几十年，都放在家里床底下的箱子里，除了偶尔拿出来给个别来访的教师看过，几乎没有动过，更不要说展出了。我想这批画也要有它们的归宿了—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同一年，我将这批苏联版画与自己的一些作品同时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正巧的是，那年是一个“中俄文化年”，中国美术馆就把我的这些苏联版画拿出来做为专题展览，我知道这批收藏在我们家床下几十年的作品，已经以专题展览的形式与中国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以及美术爱好者见了两次面。我还听到几位年轻的版画家看过展览后，很喜欢，很吃惊，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俄国版画原作。

　　这令我欣慰。可以说我捐献作品的目的达到了，只是希望有更多个人珍藏的艺术作品能寻到归宿，能更早与更多的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