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作用（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上海美专百年校庆刚刚过去。百年来，关于美专创办人之一刘海粟及其艺术的议论未曾停止过。在参与这些议论的批评家中，很少有人像傅雷那样，前后的意见几乎完全不同。在纪念上海美专建校百年之际，回顾他们交往的历史及傅雷对刘海粟的评价，不仅能体味名家的常人情怀，而且对当今的文艺批评可能还有所助益。

　　一、傅雷与刘海粟交往的四个阶段

　　1929年，傅雷与刘海粟在巴黎经友人介绍相识[1]，至1966年傅雷自杀身亡，两人交往前后38年。但傅刘二人的关系并非持续稳定，中间有过十几年的断交，总的看来，可以把他们的交往分为密切期、合作期、绝交期、恢复期四个阶段。

　　1929年夏天，傅雷与刘海粟在巴黎结识，直到1931年一起乘船回国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人交往频繁，关系亲密，可视为傅刘交往的密切期。从现存资料分析，在这个时期，傅雷与刘海粟至少在以下场合一起出现：1929年8月至9月，一起在瑞士莱蒙湖畔度假；1929年9月28日晚，傅雷在刘海粟住处为其填写秋季沙龙出品志愿书；10月2日下午，一起在巴黎一家名为“文艺复兴”的画廊里参观了“现在巴黎画派展览会”；10月3日下午，一起瞻仰雕塑家布尔德尔遗容；1930年秋，相偕拜访巴黎美专校长、老画家阿尔培·裴那；1931年6月23日，一起前往巴黎郊区奥维小镇，观赏了凡·高的作品、德拉克洛瓦的素描和莫奈、毕沙罗、裘奥门、雷诺阿的小品，并参观凡·高曾经住过的寓所及凡·高墓地；6月，为刘海粟与法国教育部美术司交涉，由法国政府购藏刘海粟作品《卢森堡之雪》一件。[2]值得注意的是，傅雷和刘海粟在法国的交往与刘抗、张弦、陈人浩等人不同，刘抗等曾经都是上海美专的学生，虽然与刘海粟关系也很密切，但有师生之谊在先，交往中难免有一种后辈对长辈的敬重，而傅雷恰恰相反，他不但不是刘海粟的学生，还曾经教过刘海粟法文，在多种场合充当刘海粟的翻译，所以他与刘海粟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更多是朋友间的交往，正如刘海粟所说的“我和傅雷可说是情同手足”[3]。这种关系贯穿着二人旅法的全过程。

　　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同乘“香楠沙号”邮轮回国。回国之初，傅雷就住在刘海粟家里。[4]10月中旬，刘海粟在教职员联席会议上宣布傅雷出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标志着与傅雷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合作期。这一时期持续两年，傅雷作为上海美专的教员，与校长刘海粟之间的接触更多表现在工作上。因此，我们很少看到这个时期二人一起出游、观览的资料，二人同时出现的较多的场合是学校的各种会议，比如在1931年的多次会议签到册中，傅雷的名字就署在刘海粟名字的后面。[5]此期间明显体现二人关系的是傅雷为刘海粟编辑《世界名画集》第二集《刘海粟》，并撰写《刘海粟》一文作为序言。《世界名画集》共七集，其中第一集《特朗》、第三集《凡高》、第四集《塞尚》、第五集《雷诺阿》、第六集《马蒂斯》、第七集《莫奈》均为刘海粟所编，唯第二集《刘海粟》由傅雷编辑，这一方面固然是刘海粟为了避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刘海粟对傅雷的信任。

　　尽管傅刘二人在人格和才能上惺惺相惜，并且有两年时间的亲密合作，但二人的关系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因为刘海粟忙于各种事务，不像在法国时有大量的闲暇交流、游览；另一方面二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旅法时是纯粹的朋友，现在又多了一层领导者与助手的上下级关系。这种现实境况的变化使二人的性格差异凸显出来，“或许，以傅雷耿直纯真的个性不大喜欢整日泡在上海十里洋场的关系网中的刘海粟”[6]，用傅雷自己的话说就是“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7]。但是在美专期间，二人的矛盾并没有爆发，尽管傅雷在1932年9月辞去校长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但他又和倪贻德一起编《艺术旬刊》，加上所任课程，工作量并不少。而刘海粟对待傅雷也很友好，即便在三十多年后所写的《自述》中，傅雷还不忘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这一点也体现在刘海粟对傅雷辞职一事的态度上。1933年9月至11月，傅雷已坚辞美专教职，且一直没去上班，但学校一直以“请假”论之。显然，美专的意见就是刘海粟的意见，可见刘海粟挽留傅雷之诚恳。当然，傅雷也并没有与刘海粟决裂，还会不时地关心刘海粟的情况，比如在1936年7月致刘抗的一封书信中，他还问及刘海粟画展的情况。但两人既生芥蒂，必致交恶。

　　自1936年开始的十几年里，傅雷与刘海粟几不往来，两人关系进入绝交期。两人交恶的隐患在合作期即已埋下，但导致绝交却与特定事件有关。傅雷在《自述》中提到了两人绝交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夏，为忘友张弦在上海举办“绘画遗作展览会”。张生前为美专学生出身之教授，受美专剥削，抑郁而死；故我约了几个老同学办此遗作展览，并在筹备会上与刘海粟决裂，以此绝交二十年。[8]

　　在这段自述中，傅雷把张弦的死归结于“受美专剥削，抑郁而死”，大概有其情绪化原因，也可能撰写自述时受特定环境的影响。刘海粟的说法是“患肠炎脱水病去世”，同时刘海粟也提到了“怒安和刘抗征集张弦遗作办了一次画展”[9]，但没有说二人决裂的事，似在有意回避。傅雷之所以“在筹备会上与刘海粟决裂”，主要是因为不满张弦死后刘海粟无动于衷的态度。

　　傅雷说“绝交二十年”，其实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据《刘海粟年谱》记述，1953年，刘海粟曾于长城作《八达岭长城》油画两幅，其一赠予傅雷。[10]但《年谱》没有指明赠画时间，所以无法确定刘海粟与傅雷在1953年是否已经“言归于好”。不过，傅雷在1954年9月的家书中谈到，在华东美协为黄宾虹举办个展的开幕式上碰到了刘海粟等国画界的老朋友：

　　昨天在会场中遇见许多国画界的老朋友，如贺天健、刘海粟等，他们都说：黄先生常常向他们提到我，认为我是他平生一大知己。[11]

　　以此观之，两人恢复关系的时间最迟不晚于1954年，则两人断交时间最多不超过18年。

　　从1954年开始到傅雷自杀的这十几年是傅刘关系恢复的十几年，不妨称之为恢复期。关于这一时期交往的资料也较少，主要散落于傅雷的书信中。比如在1954年10月份的一封家书中又提到了在黄宾虹画展上的相遇：“伦伦（指刘海粟的女儿刘英伦）的爸爸在黄宾虹画展中见到我，大为亲热。”[12]

　　通过对傅雷与刘海粟交往的分期，我们大抵了解傅刘几十年关系的亲疏变化，从而为理解傅雷对刘海粟艺术的批评提供了参照。

　　二、傅雷对刘海粟艺术的批评

　　与傅刘交往相对应，傅雷对刘海粟艺术的批评在不同时期情况也完全不同。在傅雷的美术批评文章中，最早涉及刘海粟的是《中国艺术的恐慌》。该文是傅雷留法期间应法文杂志L’ArtVivant之约而撰写的，刚好是傅雷与刘海粟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因而在这篇文章中，傅雷对刘海粟的艺术给予极大的肯定：

　　一九二四年，已经为大家公认为受西方影响的画家刘海粟氏，第一次公开展览他的中国画，一方面受唐宋元画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又受西方技术的影响。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欧洲画史之后，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13]

　　从写作立场看，《中国艺术的恐慌》一文是对现代中国艺术持批判态度的，文中对学院派、左派、“人道主义派”都予以批判，唯独维护刘海粟的艺术。傅雷的这种偏见表明他不仅在艺术观上受到刘海粟的影响，而且他和刘海粟的私交影响了他评论的公允程度。

　　《世界名画集》第二集《刘海粟》的序言写于1931年11月16日，1932年9月发表于《艺术旬刊》第一卷第三期，题目改为《刘海粟论》。这篇文章是傅刘合作期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傅雷对刘海粟及其艺术评价的重要依据。由于此文乃傅雷进入上海美专工作后一个月所作，所以他对后者的批评与前一阶段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给予极高的评价：

　　……海粟的艺术之不被人了解，正因为他的人格就没有被人参透。今春他在德国时曾寄我一信：“我们国内的艺术以至一切已混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般人心风俗也丑恶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这种以欺诈虚伪为尚，在敷衍妥协中讨生活的社会，哪能容得你真诚赤裸的人格，与反映在画面上的泼辣性及革命的精神？

　　东归之前，他先应德国佛朗克府学院之邀请，举办一个国画展览会，以后他在巴黎又举办西画个展，我们读到法国人赖鲁阿氏的序文以及德法两国对于他艺术的批评时，不禁惶悚愧赧，至于无地。我们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还是西方的邻人先认识他的真价值。我们怎对得起这位远征绝域，以艺者的匠心为我们整个民族争得一线光荣的艺人？[14]

　　傅雷引用法国学者赖鲁阿的话，称刘海粟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在日常生活中，傅雷正是以“大师”一词来称谓刘海粟的，这在他致刘抗的信中屡屡出现。在傅雷看来，刘海粟的艺术，与他“真诚赤裸”的人格正好相通，因此与“欺诈虚伪的社会”不能相容。在此文中，傅雷对刘海粟的推崇达到极致，与他后来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绝交阶段，傅雷极少谈刘海粟，此后能够看到的批评主要出现在他的家书及与友人的通信中。比如在1954年的一封家书中便对刘海粟的作品批判了一番：

　　伦伦（指刘海粟的女儿刘英伦）的爸爸在黄宾虹画展中见到我，大为亲热。这次在华东出品全国的展览中，有二张油画，二张国画。国画仍是野狐禅，徒有其貌，毫无精神，一味取巧，骗人眼目；画的黄山峭壁，千千万万的线条，不过二三寸长的，也是败笔，而且是琐琐碎碎连结起来的，毫无生命可言。……而且他的油画比以前还退步，笔触谈不到，色彩也俗不可耐，而且俗到出乎意外。[15]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推崇到20年后的批判，傅雷对刘海粟艺术的看法判若两人。这不排除傅雷鉴赏水平提高的因素，但二人的关系尤其傅雷对刘海粟人品的微词也影响着傅雷的批评。而这样的评价此后几乎成了傅雷对刘海粟艺术批评的基调，在1961年傅雷给新加坡友人（同时也是刘海粟的朋友）刘抗的书简中用词更是直截了当：

　　国内洋画自你去后无新人。老辈中大师依然如此自满，他这人在二十几岁时就流产了。以后只是偶尔凭着本能有几幅成功的作品。解放以来的三五幅好画，用国际水平衡量，只能说平平稳稳无毛病而已。如抗战期间在南洋所画斗鸡一类的东西，久成绝响。没有艺术良心，决不会刻苦钻研，怎能进步呢？浮夸自大不是只会“故步自封”吗？近年来陆续看了他收藏的国画，中下之品也奉作妙品，可见他对国画的眼光太差。我总觉得他一辈子未懂得（真正懂得）线条之美。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方面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16]

　　此段文字中“大师”一词正是早年留法圈子中借用赖鲁阿的话对刘海粟的称谓。如果说早年称刘海粟为“大师”意味着肯定和推崇，那么在这段话中“大师”之谓仅仅是一个习惯，甚至还有些讽刺的味道。这段评论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傅雷对刘海粟的否定：“他这人在二十几岁时就流产了。”“解放以来的三五幅好画，用国际水平衡量，只能说平平稳稳无毛病而已。”结合他早期在《刘海粟》等文章对刘的热捧，似乎在否定刘海粟的同时，连他自己也否定了。那么，在傅雷对刘海粟的批评中，是否有始终坚持的东西呢？　　

　　三、“知人论艺”的批评观

　　尽管傅雷对刘海粟艺术的批评前后有着天壤之别，但结合这些评论的上下文，我们仍能看到他一以贯之的特质，即“知人论艺”的批评观，具体可从人品和感情两个方面理解。

　　在傅雷的美术批评中，人品是第一要义。这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就初见端倪。比如他赞赏塞尚“他不屈不挠的精神，超然物外的人格，实在是举世不多见的”“把自己的强毅浑厚的人格全部灌注在画面上”；[17]在《〈刘海粟〉序言》一文中，也是把刘的作品“画面上的泼辣性及革命精神”同他的“真诚赤裸的人格”结合起来，把他作品中的“光芒”“色彩”同他的精神力量联系起来。[18]在悼念张弦的《我们已失去了凭藉》一文中，他也是盛赞张弦“比常人更纯朴而淡泊，那是拥有孤洁不移的道德力与坚而不骄的自信力的人，始终具备恬静与淡泊”的人品，因而“他的作品唯一的特征正和他的性格完全相同，‘深沉，含蓄，而无丝毫牵强猥俗’”[19]。

　　在后期的批评中，这种“知人论艺”式的论调更是普遍。比如在1961年致刘抗的信中盛赞林风眠的画作和人品“诗意浓郁，自成一家，也是另一种融合中西的风格。以人品及艺术良心与努力而论，他是老辈中绝无仅有的人了”[20]。在《傅雷家书》中，“做人”一词出现达数十次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强调做艺术家首先要做人，也即人品必须好。比如在1960年的一封家书中，他提到了“为人”的重要性：

　　人人都多少有些惰性，假如你的惰性与偏向不能受道德约束，又怎么能够实现我们教育你的信条：“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21]

　　正是因为把人品作为批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重要标准，使傅雷对刘海粟的艺术先扬后抑，前期因对其人品的肯定而称之为艺术上的“大师”，而在20世纪60年代，则对他为人予以鄙夷进而否定他的艺术造诣：“自高自大到多么可怕的地步。”“没有艺术良心，决不会刻苦钻研，怎能进步呢？”[22]

　　在人品之外，傅雷特别注重艺术家的感情，他说：

　　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认识，必须要进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换言之，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法文里有句话叫做“伟大的心”，意思就是“爱”，这“伟大的心”几个字，真有意义。而且这个爱决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23]

　　虽然这段话是与傅聪谈音乐的，但也适应于其他艺术形式。傅雷所指的感情，不是一般的“庸俗的感情”，而是那种“火热的同时又是高尚、精炼的感情”，因此他特别强调艺术家要“真诚”，认为“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24]。他在后期对刘海粟艺术的批判，正是针对刘海粟缺少“真实和忠诚”出发的：

　　……可见一个人弄艺术非真实、忠诚不可。他一生就缺少这两点，可以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从无虚怀若谷的谦德……[25]

　　傅雷自己是一个至真至诚的人，他对己对人都是一样的标准。因此当他发现别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真诚时，他便无法接受，与刘海粟的绝交，恐怕正是这一套生活准则的体现。将生活上的这一套原则运用到艺术批评中，才使他在不同时期对刘海粟的艺术得出前后矛盾的评判。但是，傅雷一直承认刘海粟对待自己的真诚，并心存感激：

　　以私交而论，他生平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所以我只是感激他对我友谊之厚，同时仍不能不一五一十就事论事批评他的作品。[26]

　　一方面“就事论事批评他的作品”，一方面“感激他的友谊之厚”，这正鲜活地体现了傅雷纯真的性格。

　　注释：

　　[1]傅雷1957年在《自述》中写到“一九二八年在巴黎认识刘海粟及其他美术学生”系记忆之误，因为刘海粟抵达巴黎的确切时间是1929年3月16日。可参阅袁志煌，陈祖恩编著《刘海粟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91页。

　　[2]参阅拙编《傅雷美术活动系年》，2011年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

　　[3]刘海粟《存天阁谈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211页。

　　[4]刘海粟《黄山谈艺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95页。

　　[5]参阅上海档案馆资料，档案号：Q250-1-43。

　　[6]荣宏君《傅雷与刘海粟绝交的经过》，载《各界》，2009年12期。

　　[7]《傅雷自述》，载《傅雷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7卷，第6页。

　　[8]《傅雷自述》，同上书，第17卷，第10—11页。

　　[9]刘海粟《黄山谈艺录》，同注[4]，第108页。

　　[10]袁志煌，陈祖恩编著《傅雷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72页。

　　[11]《1954年9月21日致傅聪信》，同注[7]，第19卷，第45页。

　　[12]《1954年10月19日家书》，同注[7]，第19卷，第51页。

　　[13]傅雷《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同注[7]，第18卷，第184页。

　　[14]《刘海粟》，同注[7]，第18卷，第173—174页。

　　[15]《1954年10月19日家书》，同注[7]，第19卷，第51页。

　　[16]《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同注[7]，第20卷，第32页。

　　[17]傅雷《塞尚》，同注[7]，第18卷，第168，170页。

　　[18]参阅傅雷《刘海粟》，同注[7]，第18卷，第173—177页。

　　[19]傅雷《我们已失去了凭藉》，同注[7]，第18卷，第190—191页。

　　[20]《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同注[7]，第20卷，第35页。

　　[21]《1960年12月31日家书》同注[7]，第19卷，第228页。

　　[22]《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同注[7]，第20卷，第35页。

　　[23]《1956年2月29日家书》，同注[7]，第19卷，第142页。

　　[24]《1956年2月29日家书》，同注[7]，第19卷，第142—143页。

　　[25]《1954年10月19日家书》，同注[7]，第19卷，第51页。

　　[26]《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同注[7]，第20卷，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