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祀：1937年生于辽宁里山。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现为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美协顾问、福建省环艺学会顾问。曾任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副院长、福建省美协副主席、厦门市政协常委。

    雕塑艺术，不分中西，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是用雕或塑的手段创造出有意义的形体，以传达某种思想、感情和趣味，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精神。因为雕塑创作有一套繁复的制作程序，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掌握了某些雕塑的技术、技巧，便可以成为雕塑家，便可以创作出雕塑品，而忽视雕塑应该具有的精神内涵；因为雕塑作品是以图像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又常常会产生另一种误解，以为只要能造出一个立体图像，不需要有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艺术构思，便能完成一件雕塑创作。这些误解的流传、扩散，会严重影响雕塑艺术的健康发展，已经为我们现实生活所证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腾飞，长期被冷落的雕塑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放置在公共环境中的“城市雕塑”迅速发展为热门艺术，暴露出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不少作品徒有雕塑技术和技巧，而无精神含量；或者，有些作品是在国外现成的雕塑图像的基础上适当变形，加以仿制，毫无独创性。前者一般为写实的具象雕塑，后者通常是表现型的抽象雕塑，结果出现了一些被称为“城市垃圾”的雕塑作品。

    指出当前我国城市雕塑中存在的问题，绝不是否定近三十年来我国城市雕塑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客观地说，无论在具象写实雕塑还是抽象雕塑领域，探索和创造的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不仅涌现出不少杰出的艺术作品，而且涌现出一些成就卓越的艺术家，长期默默无闻地埋头创作的李维祀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我提笔讨论李维祀的雕塑艺术时，头脑中之所以产生上面这些感想，乃是因为他的作品不仅有高超的雕塑技巧，而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实，李维祀在“文革”前就己经在雕塑艺术上显示出不凡的才华。自幼爱好艺术的他，1956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受教于名师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钱绍武等先生，成绩优秀。除了素描、速写和雕塑造型基本功扎实外，他很注意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文化艺术修养。他认真学习中外雕塑艺术史，研究大师们的典范作品，揣摩前人的艺术经验，体会艺术规律与创作原理。他还对中国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产生兴趣，并关注其他门类艺术的发展状况。六年的学习和他因病推迟毕业在美院两年的“自习”以及与师友们的交流，使他掌握了雕塑艺术的基本才能，具备了艺术家的资格。他在学生期间，除了有机会参加中央美院雕塑系承办的一些集体创作活动外，独立完成的作品，特别是1964年的毕业创作《江姐》，已显示出他个人雕塑风格的苗头。

    李维祀的雕塑生涯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历经坎坷，从1964年分配到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到1970年下放到山区劳动，到1982年分配到福建省画院工作，再到1984年调入厦门大学任教，他饱尝人生炎凉。值得指出的是，在这几十年中，不论是顺境逆境，不论受荣受辱，他都利用一切机会在钻研艺术，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他在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工艺雕刻创作设计和做辅导民间艺人的工作时，也注意吸收传统工艺品和民间美术的造型经验。这期间他创作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白求恩头像》、《越南女民兵》以及不少带有民间工艺特色的木雕、石雕和漆艺品。在下放山区劳动期间和“文革”后期，李维祀也创作了一些油画、国画、雕塑和素描作品，在困难的条件下训练自己的“手艺”，激活自己的艺术思维。“文化大革命”和“左”的文艺政策，使他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表现语言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尤其使他苦恼的是，他不能从事自己心爱的雕塑艺术创作。即便如此，他仍然努力在这些作品中表现人性的光辉，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感。

    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对文化艺术的重视，给李维祀提供了在雕塑领域大显身手的机会。1980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在一次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发展城市雕塑艺术的意见，并具体建议首先在厦门建立郑成功纪念像，在福州塑造林则徐像。这给李维祀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从1981年开始，他就酝酿大型雕塑《林则徐》的构思，设计草稿，经过反复推敲、修改，在1984年终于有《林则徐纪念像》的方案在“首届福建省城市雕塑方案设计”展中展出。不久，他创作的《林则徐纪念像》建于福州西湖。这标志着他向城市雕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李维祀为创作林则徐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这个悲剧性英雄人物的生平经历、外貌和性格特征，以及他在各个时期的内心状态，都做了认真的研究，搜集了详尽的文字和形象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他精心提炼了林则徐在故乡福州“丁忧”时期的形象；不久，又创作了《虎门销烟》和《林则徐充军伊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期，是李维祀雕型艺术的高潮期。雕塑功力全面、才思敏捷和精力充沛的他，奋力拼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耀眼的成果，其中有他不断深入发掘的林则徐形象，包括耸立在美国纽约林则徐广场的《世界禁毒先驱》雕像，还创作了一系列历史人物的纪念像，如《炎帝像》、《孔子像》、《华嵒像》、《郑成功骑马像》、《施琅像》、《陈化成像》、《曹雪芹像》，以及《李光前》、《林语堂》、《鲁迅》、《李焕之》、《周汝昌》、《赵沨》、《邵逸夫》、《黄稷堂》、《胡贻孙》等文化艺术界杰出人士的肖像。从这份不全的作品目录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李维祀在雕塑中致力于表现能体现我们民族智慧、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以及自强不息地进行创造的人物形象，志在弘扬这些美德和精神。

    李维祀创作的大型纪念碑人物雕像和历史、现代人物肖像，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构思缜密，基调明确和整体感强。对每件创作，他从不掉以轻心，而是理性地、冷静地研究被表现对象，从形貌特征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深入探索作品的主题，寻找相应的艺术语言。在人物形象塑造中，他重视外形的肖似，更重视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画，重视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感情。如同样是林则徐雕像，福州西湖“丁忧”时期的林则徐像低头沉思，感情沉郁；虎门坐镇销烟的林则徐威严而充满激情；充军伊犁的林则徐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昂起自己忧思的头；而立在纽约广场上的林则徐，则全面地展现了这位禁毒先驱的风采。这些林则徐不同时期的雕像，又都予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他强健体魄中包含的豪迈和果断的性格，他睿智、沉思的目光中饱含的忧国忧民的感情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李维祀是艺术中重视体验的表现派，他在深入了解对象的经历时，努力设身处地体验他们的感情，而且和自己的人生经验结合起来加以体会。例如，他在塑造《林则徐充军伊犁》的雕像时，联想起“文革”期间自己被编入“另册”、下放劳动时的遭遇，回忆起当年身处困境仍不甘沉沦而要倔强地奋起的复杂感情，他似乎和他要刻画的人物在心灵上融为一体了，从而“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热流通过我的周身，像是一种铸造我的人格力量，我又一次获得更深沉而巨大的创造冲动”。他满怀激情地从事创作，但他也像优秀的表演家一样，善于把感情压缩在凝练的艺术语言中。李维祀不夸张人物的激烈动势，而在人物沉稳的静态中强调雕塑形体内在的“张力”，表达人物内心的激动。这种整体感来自于人物造型的单纯和结构的严谨，来自于对细节的恰当安排。他精心地刻画人物面部的五官特征，巧妙设计整个雕像的动势，并用衣衫来衬托人物的性格和情绪，例如虎门禁烟遭贬后林则徐雕像下垂的披风，沉重压抑，强化了人物形象的悲壮色彩。我在欣赏李维祀的雕塑作品时，常常感觉到，他的这种在静中求动的艺术处理手法，他作品中的宏大气魄，得益于他对雕塑艺术原理的深刻理解，得益于他身上具备的包括民族传统雕塑在内的文化艺术修养。

    李维祀懂得，雕塑艺术是“慢”艺术，不能急功近利。他把城市雕塑看成是“编织在城市历史文化空间中的艺术，具有永恒性和持重性。它需要时间的检验”。他在设计建立在户外环境景观中的纪念碑雕塑时，努力处理好作品与公共环境的关系，考虑观赏者与作品的视觉距离、观赏角度等因素。正是抱着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艺术创作，他的这些有充实文化内涵的雕塑作品凝聚了他的心血和他的才智。他的艺术创造受到了业内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也必然在未来会获得人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