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美术馆接受了著名版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琦先生的大宗捐赠，这是美术馆收藏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批捐赠总数816件，共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王琦自己的作品519幅，二是王琦收藏的作品，包括中国抗战时期版画170幅，外国作品127幅。这些作品不仅充实丰富了中国美术馆革命美术创作的收藏，也为研究中外版画交流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觉资源。
    王琦捐赠的个人作品部分，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王琦先生献身木刻艺术的无穷精力及其创造力。也许对于现在这样高产时代，种种外力刺激着艺术品的供求，数字已经不能代表什么。但王琦的519张作品却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每一个数字都是大写的，每一张都让我们感觉到它的分量。虽然画面不大，但不大的版面上所付出的精神劳动是巨大的。创稿、刻制、拓印且不说，仅就画面的复杂程度，整体处理起来就很难。因为王琦表现的都是大场面，不是建设工地就是造船厂、矿山林海等，看着就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但王琦硬是画下来，每一根线条都是从容不迫，人物组合、画面布局恰到好处。而且该严谨的地方一丝不苟，从不肯轻易带过。日积月累练就了扎实精深的观察和提炼生活的功力。王琦就这样严肃对待每一张画，519张，没有一张有怠笔，笔笔扎实，刀刀确凿，然后从实处求虚，整体着眼，心手相应，自然形成了他严正典雅，明快响亮的版画风格。对于一位承担大量的美协领导工作又身兼教职且有很高理论建树的老人来说，能有这么多精彩之作，非有一股生命激情和活力不可为之，王琦做到了，还乐此不疲，自信“桑榆未晚，红霞满天”，这一点确为时下浮躁心态者所不及。第二个特点是王琦艺术世界的丰富性。王琦涉猎的社会生活领域具有极为广阔的覆盖面。他的经历是一部大书，任何一段都值得我们仔细阅读和研究。阅历与涵养使他的画具有了不同时期面临不同艺术对象时的观感、角度和特点，斑斓多彩。比如捐赠的个人作品素描部分就包括了重庆时期、香港时期、土改时期、下放劳动时期等不同阶段。不同阶段其艺术表现的对象随之变化而且多数画稿都是深入生活，实地写生，足迹踏遍工地、林场、街市、码头、工厂、矿区，写生对象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生活领域。列举如下捐赠数字可以说明：土改题材（33幅）、十大建筑（11幅）、官厅水库（12幅）、大连造船厂（25幅）、长辛店机车厂（7幅）、十三陵水库（11幅）、阜新露天煤矿（7幅）、林区及延边生活（41幅），尚不包含解放前作品。这一组组数字连缀一起足以构成一部大众时代社会风情和生产生活的变迁史。
    捐赠中抗战时期版画囊括了李桦、罗清桢、张怀江、蔡迪之、杨讷维、张漾兮等众多木刻史上的名家作品。内容题材涵盖了从前线的战斗场景到大后方城市和农村的战时景象，从工农大众的艰苦劳动和贫困生活到国统区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这些版画在木刻技术语言运用上也各有所长，或刚健分明，铿锵有力，或黑白意匠，铁骨冰心。像李桦的《秋收》、蔡迪之的《野火》、葛克俭的《苦闷群》、张漾兮的《瓦窑工人的孩子》、刘铁华的《雪地前哨》、杨钠维的《疏散》、野夫的《伏击》等都是充满激情，既有鲜明的革命性又融大众化和民族性于一体的木刻精品。 这部分捐赠作品来源主要是王琦在抗战时期与各地画家互办交流展和举办大型展览时收藏。当时全国性大展组织办法是由各省区理事征集作品，因为版画可复制，印刷时往往一式数份，然后各区互寄，这样使不同地区都同时拥有一套可以在本省区巡回展出的完整作品。但作者一般不在画面上签名，也不在画面外留边，不写题目，因此在捐赠的这批版画里有很多都是王琦后来补上的名款。这批版画里最难得的是罗清桢的66幅木刻，罗清桢与李桦是当年被鲁迅最为看重且评价很高的版画家。罗清桢生活曾经一度陷于困境，是王琦为其募捐，帮其渡过难关。因为罗无子嗣，在其1942年去世后，全部作品都交予朋友吴忠翰。吴忠翰也是版画家，后来就把罗的画全部寄给了王琦，由王琦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些作品都没有签名，但在画面的衬底卡纸上还保留着参加中外木刻流动展时使用的标签。这批作品大部分是作于20世纪30年代，是研究早期新兴木刻运动的珍贵史料。                                  
    在捐赠给美术馆的作品里有一幅王琦最为珍爱也是收藏年代最久的画，是张弦1929年在巴黎时所画的一幅人体素描。张弦是王琦就读上海美专时的老师，是早期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的成员。据王琦回忆，张弦的油画画风接近欧洲现代派，但教学极为重视素描基础训练。当时他的素描在美专就令学生们心折，曾以活页形式出版过，被学生们买来当做范画临。中国美术馆曾收藏有一幅张弦的油画《英雄和美女》，布面薄施油色，人物用线极为简洁灵动，单纯而富有韵律感，可以看出画家潇洒不群的艺术才气。不幸的是1936年张弦回浙江青田老家，在一次游泳时被淹死。死后上海美专在上海大新公司的画廊为其举办了一场遗作展，展出了他的全部作品，包括留学法国时期的大量肖像、人体素描和油画。据王琦回忆，蔡元培、刘海粟、傅雷都出席了张弦遗作展览会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展览的全部作品都标价出售，王琦当时被指定参加遗作整理工作并看守展览会场，他与另一美专同学过长寿每人花了15块大洋分别购买了一幅人体素描。这两幅人体素描曾收在当时金城工艺社出版的15开活页画集中，是最好的两张，从此成为永久纪念。其他作品均被私人购藏，未能保留下来。从这张素描来看，画家对于形体的理解已是熟谙于心，能够在很快时间内用极其流畅圆熟的线面准确概括模特儿的形体转折与比例动态，扎实生动，远非我们想象的早期现代派画家只会变形的那样。这张人体素描对于研究张弦艺术及早期学院艺术教学状况实属难得的形象资料。
    在王琦的捐赠中还有两张符罗飞的水彩画，也颇有来历。王琦是1948年来到香港的，曾与符罗飞同在香港“人间画会”相处过。符罗飞是历史上最早的革命画家，1925年毕业于上海美专，1926年加入共产党，留学过意大利，1946年曾赴湖南灾区写生，画了一批表现灾区人民饥寒交迫悲惨景象的组画，结集为《饥饿的人民》。组画以满含血泪之笔怒诉社会不平，揭露腐败政权的荒淫无耻，展览后引起很大反响。在邵荃麟为展览写的评论里称符罗飞是“属于人民的，中国人民的艺术家”。1947年符罗飞与黄新波、张光宇、陆地、黄茅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人间画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王琦1948年到香港后积极参加“人间画会”的活动，同时担任香港《星岛日报》、《大公报》美术副刊的主编工作，经常在美术副刊上发表符氏的作品。当时发表的大都是用木炭和水彩做的素描或淡彩，其中就有《饥饿的人民》组画中的原稿。后来符罗飞先王琦离开香港，这部分原稿大约40多张就一直保留在王琦手头，伴随王琦历经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北京的万里路程和“文革”的十年浩劫，完整保存下来。直到70年代末，全部归还给符罗飞的家人。这批作品曾于1998年在广东美术馆以“符罗飞：关于人民的素描”专题展出过。符罗飞女儿为表达谢意，送给王琦两张水彩，就是这两张解放后完成的作品《葵扫作坊》和《小渔民》，虽然不是符氏的代表作，但也不失为其上乘之作，人物虽然都是寥寥几笔，但结构精准，形神兼备。
    王琦捐赠给美术馆的国外版画总共有127件，作者有英国、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乌克兰、德国、美国、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墨西哥等国；版种有木版、铜版、丝网、石版；类型有黑白和套色、传统和现代、创作版画和书籍插图、手印贺卡，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要说王琦对国外版画作品的收藏，应该缘起于1939年。那时21岁的王琦正主编一本抗战美术刊物《战斗美术》，因为杂志需要刊发一些外国作品，于是王琦联系武汉三厅时的同事，时任香港《大公报》驻英记者的叶君健，委托他帮助收集一些国外版画。叶君健与萧乾、杨刚是当时《大公报》有名的三大记者。后来叶君健果然托杨刚寄回几张版画，套色版画《快乐的渔夫》就是其中的一件。这是一位美国画家所作的石版画，色彩响亮而沉稳，人物造型质朴概括，通过动感的刀法将众人紧张捕鱼的情节处理得轻松有趣，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情味，的确是不可多得之作。这是王琦收藏国外版画的开始。
    抗战时期版画方面的对外交流活动日多，各国画家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增加。与英、美特别是前苏联的交流展览频繁，这为收藏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史料记载略知，抗战期间中英之间仅大规模的展览就举办过数次：像1942年在伦敦、爱丁堡展览过中国木刻研究会的100幅作品；1945年英国文化委员会举办过“现代中国木刻展”。中国木刻研究会还征集了包括延安木刻家在内的270余幅作品送往前苏联展出，展品随赠前苏联。前苏联美术界为答谢中国美术家也将前苏联艺术家的手拓木刻、石版画、铜版画共计250余件作品回赠给中国木刻界，于1943年3月在重庆的中苏文协举办了前苏联版画艺术展。这些展览给中国留下了一些国外版画作品。1945年、1946年王琦在法国新闻处的工作经历，也使他结识了不少外国画家，与他们建立了友谊，通过各种形式的互赠和购买帮助王琦陆续收集到更多的国外版画作品。
    建国后收藏的国外版画大部分是通过接待外国画家，拿自己的画与外国画家交换的方式获得。对王琦来说印象比较深的是1956年与罗马尼亚著名版画家萨波、伊万琴科的一段交往。萨波是罗马尼亚国家奖金获得者，伊万琴科是罗马尼亚艺术学院教授，认识两人后王琦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十分慷慨地拿出自己的手拓版画原作或素描与王琦交换，回国后还一直保持每年互寄贺年卡的习惯。在捐赠品中就有几张很小的手印贺卡，画面精美细致，耐人寻味。表现丛林是萨波的拿手好戏，交换来的几张刻得十分精彩，黑白层次丰富，刀法组织缜密严谨。而伊万琴科则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两张表现矿工和老人的素描以块面造型，整体大气而有分寸。波兰女版画家路易曼的《古建筑》等作品，得来亦是有幸。在50年代初此人在中央美院办过展览，江丰李桦都有收购，王琦也很喜欢她的作品，有心收藏。碰巧王琦指导的美术史留学生亦是波兰人，而且与路易曼相熟，于是相互认识后，王琦用一张版画换回了路易曼的几张原拓，正是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值得一提的这次捐赠中还有两次大战博物馆赠给王琦的版画。时值1981年，王琦和古元、江丰访问法国期间，王琦经大使馆秘书推荐帮助两次大战博物馆校对整理中国版画。两次大战博物馆在战后收藏了中国版画 100多幅，其中就包括王琦20多幅。由于当时不在画面上签名，出现许多讹误，王琦凭着多年的阅历和编辑工作经验，一一校对订正。博物馆希望继续扩大收藏，就提出以《两次大战集中营艺术》的铜版画印刷品一册与王琦交换中国版画，王琦欣然接受。这批作品虽然不是原作，但因存世只有两册（另一册博物馆自己保存），尤为珍贵。其中一张奥杜尔的《集中营的囚徒》铜版画，是作者从集中营出来后所作，真实地反映了集中营悲惨的生活景象。另有一套比埃尔鲁作的18张组画《第一次大战集中营生活》也是画册中精彩之作。除此之外，还交换一套《伟大的战斗—一次大战作品》木版套色组画，是类似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一样的原版印刷品。这些战争题材作品现在已不多见，它们既属于艺术又是历史真相的纪录，在其审美价值之外更承载了一份道德激情下的理性凝思，毫无疑问，它们的深刻性不仅存在于过去，还存在于现在和将来。
（注：“王琦捐赠作品展”于2006年1月13日至22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