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1年6月22日下午六时，由中国美术馆与意大利罗马历史、艺术和人类遗产与博物馆监管局共同举办的“超越传统——中国现代绘画大师展”在罗马著名的威尼斯宫隆重开幕。展览持续至9月15日。在具有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威尼斯宫外墙上，数幅大型海报非常醒目，与对面总理府的意大利国旗形成对应；展场入口通道上摆放着六位大师的作品宣传灯箱，又与院内的古罗马雕塑展开对话；展厅内，百幅中国近现代绘画精品按照人物、花鸟、山水三大类型分布于八个不同空间，层层推进，别有洞天。整个开幕式现场烛光熠熠、人头攒动，气氛热烈而不失庄重。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有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丁伟，意大利文化与遗产部副部长罗吉、文化遗产开发司司长莱斯卡，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副馆长马书林以及罗马历史、艺术和人类遗产与博物馆监管局副局长赛提米女士等，意大利观众和驻意华侨近三百多人共同参与。

　　缘起

　　记得2006年，笔者刚到中国美术馆工作，就充分感受到“意大利文化年”所带来的全面冲击，意大利文化、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中国观众对意大利的历史与今天有了全新的认识。四年之后，笔者又有幸在罗马歌剧院参加了“中国文化年”的开幕式，披上“中国红”的斗兽场和罗马歌剧院的巨幅天坛图片布景同样令人震撼。其实，中意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已通过各种方式持续进行，正如范迪安馆长所言“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尤其在视觉艺术领域，中国与意大利都以丰厚的古典艺术遗产和为人类文明进程所做出的贡献而骄傲，双方在相互的欣赏中得到激励艺术创造的启发，更形成了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的精神默契”，而以“文化年”作为平台，以展览和视觉艺术作为交流的主要项目，则是两国在文化交流史上的首举。

　　另一方面，中国美术馆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尤以20世纪中国美术作品为典藏重点，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中国绘画大师们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各类展览中经常不断地得以展出，2005年和2007年，中国美术馆曾先后以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的藏品举办“四大师”展和“世纪之风”展，两次展览均在国内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此后，在中国美术馆对外艺术交流中，许多国外博物馆、美术馆都对此展表现出极大地兴趣，希望能将此展带至各国展示。值此意大利“中国文化年”之际，范迪安馆长亲自主持策划，在原有展览模式上进一步提炼主题，精心选择作品，以任伯年、蒋兆和的人物画，齐白石、潘天寿的花鸟画，黄宾虹、李可染的山水画为三个专题，构成三种对应关系，展现中国绘画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

　　解题

　　作为展题，“超越传统”并不意味着否定千年的文化积累，而是心怀敬意，从此出发，在对前代艺术的继承和反抗中完成自己的创造——新的创造又总是蕴涵着传统,并不断扩大传统的张力和内涵，这是艺术发展与风格转型的内在规律。正如意大利艺术从古罗马艺术传统开始，在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艺术高峰，又在对古典艺术体系的反思中走向当代一样，中国绘画也是在延续了近两千年的完整体系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中重新获得活力，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努力探索，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范迪安馆长在前言中总结到：“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本土传统和西方文化碰撞与激荡的语境下，本次展览的六位大师都有自觉的策略性思考，他们深入传统同时反对保守，他们接受西方但是选择性吸收，他们艺术上的创新来自于语言的转换，更来自于思想的变革，以深厚的学养和开放的胸怀面向变革时代的中国现实，即便是在动荡和困苦的生活条件下也不放弃艺术的理想，因此，他们的作品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文化特征，也是中国艺术自身现代性的视觉文献。”

　　此次展出的任伯年、蒋兆和、齐白石、潘天寿、黄宾虹、李可染六位大师正是中国绘画走向现代的桥梁，他们是首先涉及现代性这一悄然发生的社会变革的艺术家，并逐渐为后世创立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基础。他们的艺术实践主要扎根于中国绘画传统的内部，有的吸取民间艺术的营养,有的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并积极吸收、巧妙转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独树一帜，开宗立派，各展风貌，不仅推进了艺术语言与风格的革新，更重要的是拓展了传统中国绘画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时代变迁的鲜明特征。

　　结构

　　此次展览以中国美术馆馆藏六位大师的精品力作为主，共计100件。在展览结构安排上，按照中国绘画的人物、花鸟、山水题材类型分为三个板块，正与西方古典绘画的人物、风景、静物三大主题相比应，从中既可以看到中西绘画在绘画母题选择上的相似与差异，也可以发现在相似母题背后的不同创作观念、语言特征和审美趣味；在三个板块中，每一板块均以两位大师构成一种比较与参照，既有绘画风格上的延承关系，也有各自面对时代性要求的独特创造；作品时间跨度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后期，也正与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发展阶段相暗合。正是在这样的多重比较关系中，逐步展现大师们是如何对待自身传统、对待西方艺术的影响以及怎样勇于超越，以崭新的方式贴近时代，走向现代。

　　第一部分是人物画，包含了任伯年和蒋兆和的作品。此二人中，任伯年生活在中国封建皇权逐渐走向没落、西方文化开始传入的时期，他的艺术基于上海这个最早出现现代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城市，在创作中融入了市民生活中的蓬勃生气，其人物画是对现实生活风俗的写照和平凡生活的颂歌，其肖像画修正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为城市中产阶级留影写真。与任伯年相比，蒋兆和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战乱时期，他的艺术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以直面人生的态度剖析现实的苦难，他吸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素描技法，以写实的精神实现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

　　花鸟画部分是齐白石和潘天寿的作品。齐白石的长寿和多产，以及令人称奇的售出作品数目，使人们不禁将他与毕加索相比较，更有甚者直呼其为“中国的毕加索”。这位木匠出身的画家没有经过艺术学院的训练，却有观察事物的极高天赋，他的花鸟画以朴素的手法传达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对万事万物生命力的赞美，昆虫、野草、水果和各种小动物等成为他作品中的标志性母题。作为“热爱自然的情感画家”他的平民情趣和人文气息不仅成为时代审美的标志，还使其具有了国际性的影响。与之相应的潘天寿则在中西绘画的理性比较中，自觉地拉开两者距离，保持中国绘画独立的民族风格，他将花鸟画与山水画相互结合，在画面组合中投射出强烈的现代结构意识和明确的秩序感，同时，他还是技法方面的革新者，以手代笔，在中国现代画坛可谓独树一帜。

　　在中国绘画中，最为重要的绘画主题为山水画，其重要性相当于西方的宗教艺术，在对自然山川的描绘中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一部分作品来自黄宾虹和李可染。黄宾虹的绘画题材虽然较为传统，但表现语言却是崭新而自由的，他重视笔墨这一独特的中国绘画语言，将其独立性和表现性发挥到极致，并以他长达八十多年的绘画临习、写生、研究与创作实践的雄厚积累，以对传统的精深理解和独辟蹊径的道路为后人创造了一个传统继承与转化的光辉楷模。李可染对中国山水画的文化有着独特的理解，“中国画不讲‘风景’而讲‘山水’，在我们的观念中，山水、河山、江山就是祖国”，因此，他的山水画就是为国家的精神树碑立传，在山水写生实践中进一步融入西方绘画表现技法，开拓出一种现代东方表现性、写意的山水画新风，以人性化的手法塑造出新的中国气魄。

　　展场

　　应该说，好的展览理念与主题是否能够实现，最为重要的便是展场的具体实施。就笔者曾经参与的外展布展体会来说，展览理念的构想与展场空间的考察应该是同步进行，在两者的不断调适中找到最佳的平衡和匹配关系，这样，空泛的理念才可能具化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场域，这个“场”，是理念、作品、空间、观众等的共同建构。为此，我馆专门于去年10月赴意考察场地，然后根据展场条件挑选作品，再与意方多次沟通，作品到达现场后更是经历了数次微调。

　　威尼斯宫为本次展览提供的场地约有800平方米，空间高度约为3.2米，但由于分割为数个小厅，加之顶部与墙面为弧形相接，形成多个弧线分割的顶部效果，怎样才能在有限制的空间达到展览效果的最佳化成为我们前期工作的重点。经过前期的场地考察，策划团队在实景拍摄和平面图纸的基础上做出了三维效果，并着手从多个方面对展览效果进行统筹准备，由马书林副馆长带领的布展团队六人各尽其职，在意方配合下，确保策展理念的实现和作品的安全展挂。

　　首先在作品装框方式上，为每件作品量身定做了封闭式画框，作品与画框分别运输，在展览现场装配，虽然增加了工作的强度与时间，但既保障了作品安全，又保持了传统卷轴样式的文气与轻灵。其次对空间分布与展览流线进行合理划分，按照人物、花鸟、山水的层递关系分为三大区域，每一区域又形成两两对话的空间格局。人物画作品能起到一种开门见山、直接对话的观赏效果，容易激发观者的注意力与新鲜感，随之的花鸟画作品则能进一步使观者感受到万物的生命活力，并伴随着鸟语花香的轻松惬意，最后的山水部分则气象万千，引领观者步入自然之悠远。而在具体的作品安排上，也兼顾尺寸大小、图像关系，形成较好的观看节奏，如齐白石与潘天寿的花鸟作品，一个尺幅较小，一个尺幅宏阔，展厅空间则形成一精致、一开敞的对比关系，也正与两人创作风格上的精微与广大暗相契合。再次，为了营造欣赏中国画的空间气氛，特制中式木雕花罩，由入口的方形到展区结束的圆形，暗含中国文化中“天圆地方”“方进圆出”的理念，另安置中式条案、古典桌椅、木制花架等带有东方元素的物件，摆放植物与花卉，这些均与绘画作品共同营造出优美典雅的中国式空间。在灯光布置上，由于此展厅灯轨为一轨三组的聚光灯源，直接照射不仅较为刺眼，还会在作品的有机玻璃罩板上形成很大的光晕，长期照射可能造成作品的损伤，为了达到理想的光线效果，布展的工作人员最终采取了将聚光灯打向天顶和墙角的方式，馆长们亲自指挥，工作人员上百次地左右挪移，最终打出了较为柔和的漫反射光的效果。

　　反响

　　在展览新闻发布会上，曾有记者就是否担心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意大利观众难以读懂大师作品向主办双方提问，中意文化年总协调人乌尔巴尼先生认为绘画具有比文字语言展厅中的齐白石作品更易沟通的优势，加之中意文化交流的频繁开展，对此并不担心，范迪安馆长一方面提及意大利曾经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艺术成就，意大利观众也具有相应深厚的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介绍了此展所做出的相应准备，如画册以中、意两种文字对大师生平、艺术风格都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并有经典作品的分析；宣传小册更是中、意、英三种文字，所有观众均可随手取阅。

　　展览开幕式后的参观过程中，嘉宾莱斯卡司长兴致勃勃，不断与范迪安馆长交换心得，在看到齐白石作品时，谈到“中国绘画擅长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最复杂的内容”，还对李可染画作的空间层次处理方式极为赞赏。另一位来自博洛尼亚的美术馆馆长对这些作品的理解程度也同样令人惊叹。不少在意华侨举家前来参观，不断发出赞叹之声，许多小孩围观在镶嵌于中式方桌中的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旁，对游动的水墨效果极为感兴趣，并在静态画面与动态视频中反复比较。

　　展览开幕后几日，笔者每日到展厅去了解情况，不仅看到每日近两百人的参观数量，还看到有来自罗马大学的意籍青年艺术史研究者对普通观众进行讲解，其中，曾留学中国的叶星以非常流利的汉语说：“对于拥有同样深厚艺术传统的意大利来说，‘超越传统’展不仅是我们了解东方经典艺术的新起点，也是思考艺术变革和走向的新路径。”的确，这里的“超越”不仅指向艺术本体的传承与拓展，还将意喻着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和未来路径。

　　一个世纪、六位大师、百件精品……相信，随着展览时间的延续，对于那些熟稔西方油画的欧洲观众来说，将不断感受到这些超越时空的艺术作品在异域展场中所具有的“对话”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