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家·唐一禾  1905年生于湖北武昌。1922年入其兄唐义精创办的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武昌艺专”），1924年转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26年结业后回武昌艺专继续学习，1928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31年赴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留学。1934年回国，任武昌艺专教务主任兼西洋画系主任。主张艺术应反映时代，以现实主义和象征性的手法表现了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和抗战必胜的信心。1944年赴重庆参加“全国美术协会”和“全国师范教育”会议途中因江轮倾覆罹难，年仅39岁。代表作有《七?七的号角》、《胜利与和平》、《女游击队员》等。

    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五十三梯、小南海、三斗坪这几个地名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它们都在长江边上，是一般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地方。但是，在我的童年，这些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却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五十三梯

    “五十三梯”在四川省江津县德感坝，长江南岸的一个山村。整个村子坐落在向长江一边倾斜的山坡上，少有平地，半坡上裸露出一片巨大而浑圆的红沙岩，为方便乡人上下，在岩上劈出了53级台阶，这个山村因此得名。在抗日战争的8年间，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就在此地办学。

    1938年武汉失守，武昌艺专在我伯父唐义精、我父亲唐一禾的带领下，举校辗转西迁，历尽艰辛，最后落脚四川江津德感坝。我们家也就随校迁徙于此。1941年的春天，我在这里出生，那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月。

    抗战胜利后学校复员武汉时，我不过5岁，对“五十三梯”的一切，不会有直接的记忆，都是通过长辈们不断的讲述得以知晓。

    成年后我寻访过那里，经过1958年大办钢铁运动对树木的浩劫，这里几乎已无大树。一幢残垣断壁的李氏祠堂，是艺专当年的校部，当年的画室、琴房、宿舍都是临时搭盖的茅屋，早已不复存在了。站在“五十三梯”上，长江尽收眼底，那片江滩曾是艺专师生留连的地方，我父亲带着学生在那里写生，用柳条烧制画素描的木炭条。

    回过头来，沿着“五十三梯”拾级而上，高处有一片平台，艺专的师生们称之为“望乡台”。日出的方向，是惨遭日本鬼子践踏的家乡，举目东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令人忧心和悲愤。我回到武昌后，母亲知道我去了“五十三梯”，就问我这“望乡台”。她还问我那颗黄桷树，原来五十三梯下有一棵很大的黄桷树，从德感坝的集市回来，大家都要在此歇脚。这棵大树当然也没有了。

    我们在“五十三梯”的物质生活，极为清苦，学校常会面临断炊的窘境。父亲的油画布是母亲用 “夏布”（一种土织的麻质布，只有一尺多宽，多用来做蚊帐）拼缝起来的，父亲仅存的一张自画像，甚至是在包食物的桐油纸上试笔的。我们兄弟的衣服和鞋也都是母亲的手工。夜间照明是用点燃浸在桐油中灯草的灯盏。我们的玩具是父亲拔了鹅的羽毛管做的桔皮枪，或捡一段铁丝做成圆环，在小院中滚着玩，最多的还是以画为玩乐。

    我兄宅楷长我4岁，在“五十三梯”的一群孩子中画画颇出风头。山路上常有深山里的山民赶着成列的毛驴经过，驮着山货到德感坝赶集。他拾起落在地上的木炭，在墙上信手画起毛驴来，极生动，雕塑家蒋治民先生用纸拷贝下来，我母亲又用布照样剪下，缝在他的衣服上。

    我的老师杨立光教授，是“武艺”首屈一指的高材生，他对我说过许多往事。说到我父亲请他们到家里喝“咖啡”，这咖啡原是用米在锅里烤焦，辗碎后加红糖冲水来泡制的——我的眼前便出现了一幕情景：夜幕中的山野，远处茅屋中传来如珠的钢琴声，桐油灯下品着这“咖啡”，谈着艺术与绘画，20世纪40年代中国卓越的艺术赤子，清贫中的精神生活！

    “五十三梯”留给我身体上的终身印记，是额头上的一条疤痕。学校雇的男模特儿，大家叫他“棒老二”，爱和孩子们逗闹。一次，他把我的双脚拎起倒提旋转，将我的头撞在了墙上，裂开一条血口。伯母闻声出来，惊叫之声响彻山村，坡下上课的人全都跑了上来。这个伤疤如今已嵌进了我的皱纹里。

    2005年底，因为去重庆参加“纪念唐一禾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会后，与刘国枢、傅若芸等“武艺”校友再次来到了“五十三梯”。李氏祠堂没有了，长着稀疏庄稼的山坡上，一条4车道公路横穿而过，老人们已很难辨出当年的遗存，只有那53级台阶不变，“望乡台”仍高高在上。

    我们一行又来到江边，进行了简单的“江祭”，我湖北美术学院的同仁很细心，事先准备了两束鲜花，让我撒在江水中。当年，唐义精、唐一禾兄弟因公遇难，就葬身这江中。随着花朵卷进混浊的漩涡，我的思绪翻腾，这次江难吞噬了国之英才，也带给我们童年巨大的创伤，以及成长中的艰辛。好在有母亲的坚强与能力，我们得以长大成人。虽然我已年过花甲，抚今追昔，仍悲恸不已。

    刘国枢教授也是唐一禾门下高足，曾任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上世纪80年代一批很有影响的四川青年油画家，如罗中立等，就是他的学生。是他发起了这次纪念的活动，并得到“川美”老教授学会的支持。唐一禾培养的另一位高材生刘一层，原西南师范大学教授、美术系主任，已经作古。刘国枢、刘一层与另一位著名油画家刘艺师，曾被并称为“三刘”，是上世纪50年代后四川最有威望的前辈油画家。

    他们在四川美术学院举办唐一禾作品的展览，是将画册复印放大展出的，占了“川美”美术馆的一层楼，以“川美”院长罗中立的名义作前言，参观者众。

    原武昌艺专的校友和一批“川美”、“湖美”的画家集会座谈。“武艺”的校友都是当年在“五十三梯”就读过的学生，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然而，他们的发言思维清晰，深具艺术的、历史的眼光，高扬精神与人格。他们谈唐一禾的品德魅力，谈他为人民而艺术的创作激情，谈他的艺术教育思想与方法，谈他怎样爱护学生，怎样对学生负责，谈在国难中师生亲如家人相依为命的真挚而深厚的情谊。老人们眼含泪水，不时哽咽地说着……这就是唐一禾与他学生的关系，事隔60余年割不断的情感，他们一代人就是这样。我认真拜读了张执一、唐平铸、黄钢、金维诺、李家桢、杨立光、刘依闻、刘国枢、傅若芸、刘一层、吴章彩、宁璘、苏必珍、邓云烟等前辈校友的多篇纪念文章，字里行间，浸透了这种深情，一种精神的认同，令人感动与尊敬。

    一批默默地对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艺术家、教授、学者从“五十三梯”走出来，这乡村中的艺术圣殿，是他们终身怀念的地方。他们忘不了这里的艰苦，忘不了在这里的成长，忘不了这山坡上唐义精、唐一禾的身影。

    中国美术史家金维诺教授，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中国第一个美术学博士生导师，是“武艺”江津时期的学生。一个治学严谨的史家，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一生经历了多少事态，但谈起“武艺”的传统和两位唐先生，一样地动容了。多年来，金先生一直在推动着对唐义精、唐一禾的介绍与研究。

    李家桢，一位在“武艺”江津时代就投身革命的画家，中国美术学院第一任党组织书记。他受到两位唐先生的保护，他与另一位“武艺”校友，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以亲身经历与事实驳斥了“文革”中对“两唐”在政治上的污蔑。张执一撰写唐义精纪念文时已病卧在床，是由他口授夫人笔录，再交他签名的。

    台湾艺术大学资深教授郭道正，也是“武艺”江津时代的学生，油画造诣很高。1984年，两岸来往还不多的时候，他联络“武艺”在台校友纪念“两唐”逝世40周年，在佛教“莲花精社”超度亡灵。他促成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唐一禾画集》。当我托人找到他家的时候，看到他的家中还挂着“两唐”的遗像。

    唐平铸、黄钢早年离开“武艺”后都投身革命，唐平铸从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的政治部主任最后做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黄钢曾在红色延安的鲁迅文学艺术院（“延安鲁艺”）工作，是著名的报告文学家。他们对“两唐”的论述充满了革命家的激情与雄辩，黄钢提出唐一禾的艺术是“理想的现实主义”一说，我认为比较准确又具有新意；吴章彩教授后来研究文学，在流畅细腻的文字中，叙述亲切自然，如见唐一禾其人；刘国枢、刘一层教授对唐一禾的艺术创作成就与教学工作进行了客观的、系统的论述……他们充满对难忘岁月激情的缅怀，他们还原了唐一禾的面貌，多角度地对唐一禾作了历史上的定位。

    在今天，这种真挚的师生情感已不多见了。正在操弄着各种事情的一些斤斤计算和谋取着个人的名位与利益，事业的精神，历史的责任已不那么被看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利益得失而变得冷漠和善变。作家陈克环对唐义精、唐一禾如是说：“书写二位先生的往事至深夜，黯然推窗舒怀，但见星空宛然如昔，而在今日社会上价值观念倒置混淆的情况之下，我国艺术界和教育界清风亮节、广爱无私的精神，可谓已荡然无存，遂觉虽然时隔三十余年，二位先生独行苦斗之史实对于现代彷徨的人心，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当然，她是在70年代的台湾说的，也不会是说所有个人的无德，是忧虑着一种精神的失落。

    陈克环，湖北黄陂人，台湾著名作家、记者，曾任教台湾大学中文系。她少女时代随父逃难到江津，熟识“武艺”师生，常溜进唐一禾的画室看他画画。在两岸阻隔的年代，以她亲身的经历撰写对“武艺”和两位唐先生的回忆，情真意切，文笔优美深遂。我看到文章后，真想见到这位大姐，但当我能去台湾时，她已赴黄泉，她在那里会见到唐先生，再看他画画吧。

    陈克环笔下的“五十三梯”，因有为民族、为艺术而献身的人们而生机盎然，是信念与精神的力量，在艰苦的环境中凝聚人心，培育人才。

    五十三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曾有艺术、有奋斗、有爱。这爱，是爱国爱校，爱师爱生爱孩子，学校是个大家庭。

    五十三梯，也是我们的伤心之地，更是我精神的故乡。
　　　

    小南海

    江津在重庆的上游，约50公里水路的距离。就现在的交通而言，这已是个不足道的里数，我们乘车两地之间，约一个多小时，而在40年代，却是要坐整整一夜的小轮船。
 
    小南海，是长江流经江津与重庆之间的江段，一个折弯，江底多礁石，是个有名的险段。1944年4月24日，唐义精、唐一禾乘坐民生公司“民惠轮”从江津赴重庆开会。因轮船公司管理腐败，轮船严重超载，舵机不灵，驾驶者遇事处理失当，船行至此触礁翻覆，船底朝天，包括唐氏兄弟的三百多人遇难。

    也有生还的人，唐一禾擅游泳，本应在生还者之列。他在事发之初本已出险，还救了一个老妇人上岸，但又下水去救兄——这是同船的国立体育专科学校校长方万邦先生所见的；唐一禾在江中找到兄后，本还可以出险，但被一伤兵抓住，终因体力不支，三人一起沉入江底——这是将他们打捞起来时见到的情景。

    出事后的混乱中，因不见两位先生生还，武昌艺专师生沿江呼号，寻找、打捞了一周，不见踪影，正准备“江祭”时，他们浮出了水面。唐一禾穿的是西服，关节处全磨破了，可见之前的挣扎。上岸不久，他的双眼流出血水。

    这年，唐义精50岁，唐一禾39岁，他们是赴重庆参加两个会议（全国美术协会和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并为学校筹款的。因为唐义精患感冒，推迟了一天出发，正遇上了这次灾难。而重庆的全国美术协会已经开会，进入选举，唐义精被选为理事，唐一禾被选为15个常务理事之一。噩耗震骇了会场。当年在重庆举办了唐一禾遗作展，我母亲陪着徐悲鸿到了展场，他一路低着头喃喃地说：一代的画家，一代的画家……可惜，可惜……

    这“一代的画家”一生正气，充满民族的血性。在北平艺专读书时他反封建军阀，辍学从戎参加北伐战争，赴法国勤工俭学以求知识救国。他是巴黎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回到贫弱的祖国后，主张走向民间，为民生呐喊，以犀利的画笔对抗日本侵略者。为不做亡国奴，他带领学生入川，过着清贫的生活，担负沉重的教学任务，他不顾自己的生死抢救兄长……悲壮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唐一禾从巴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友人劝他留在法国，他却执意回国。

   抗日战争初期，郭沫若在武汉主持抗敌宣传活动，曾动员唐一禾去他领导的军委会三厅工作，他专程去汉川乡下与在那里带着孩子躲轰炸的母亲商量是否去，我母亲不同意他脱离学校，没有去成。

    入川后，徐悲鸿曾数次邀请唐一禾到他在重庆的国立艺专任教，生活与艺术的条件会好一点，他也曾动心，但为了自己的大哥和学生，终未离开“武艺”。如果他当时多为自己想想，如果去了，就没有小南海的厄运，他的人生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他“抗战史画”的创作计划将可能实现，现代中国美术历史可能会多一些篇章。现存中国美术馆的《七七的号角》受到美术史家们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不过这是一个小幅的油画稿，这幅画也不过是“抗战史画”的一个开篇。

    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诗人文怀沙与我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我小时就爱读他的《九歌》、《九章》今译。近百岁的老人对我说起往事，他本该也是乘那班船而没有乘，因此逃过一劫，活到了现在。他说：人要相信命运。唐一禾有几度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因他的义气与为人态度而未能改变。

    父亲去世后，母亲处理后事往返于江津与重庆之间。母亲至今记得，三岁的我每次会跟在后面哭喊：妈妈，不要坐民生公司的船！这是家庭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更是国家无可弥补的损失。

    小南海改变了我家庭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小看父亲的画、听他的事，与他的遗物——那些画册、画具为伴，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感到世间的不平，他事业未尽，我立志学画。小时候对父亲有深刻记忆，被称为“小画家”的哥哥却是去学了物理学。我本来也不一定走学画这条路，在我的本性中，或许更爱建筑与园林。

    三斗坪

    如今的长江三峡大坝建在湖北宜昌上游西陵峡中的三斗坪，黄牛山下，属屈原故里的秭归县管辖，李白诗：“朝为黄牛，暮为黄牛，朝朝暮暮，还是黄牛”，走了一天，仍走不出黄牛山，可见黄牛山之大。我成年后，以去三峡画画的机会去那里寻找伯父和父亲的遗骨。

    “两唐”遇难后，学校将他们的棺木暂埋在五十三梯“望乡台”脚下。抗战胜利了，学校复员武汉，他们也该回到曾朝思暮想的故土了。这时，抗战时期入川的工厂、政府机关、学校、避难的人员又都出川，全都拥挤到川江和它的咽喉三峡。两具棺木艰难地运到了三斗坪，停放江滩，等待回乡，因承运人病逝，就再也没有下落。

    “武艺”复员武汉后，没有回到武昌水陆街的校园，它被日寇炸烂了——因为它曾是抗日宣传最为活跃的地方，胜利后又为军方所占据。此时的学校已元气大伤，几乎发不出教师工资，为养育我们兄弟，母亲转到中学教美术和劳作课。那个年代，孤儿寡母求生存，怎有可能去那深山峡谷中寻找和搬回伯父和父亲的遗骸。

    到我有了能力的时候，去到三斗坪，朋友们帮我找了一些老住民、老船工了解。他们说，当时这种情况很多，没有搬走的棺木，一是被大水冲走，二是老乡们好心就地掩埋了，但到了1958年“大跃进”和“大办钢铁”时，因缺少木材，又都挖了出来炼钢铁烧掉了。寻找无望，只能在三斗坪的江滩边，在中堡岛上，四顾群山，寄托着我的哀思。

    可以告慰英灵的是：我们在各种困难中活了过来，母亲已到92岁，依然健康。我们成长了，做了我们对国家和人民该做的事情。我兄唐宅楷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他经历过许多坎坷，最后是中学的一名高级教师。他有四个孩子，都已成人，各有事业。我的一家：夫人程犁也是一位画家，我们的两个孩子也都从事绘画，长子唐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是一个不错的青年艺术家；次子唐骁留学德国慕尼黑美术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和“大师弟子”称号，回国后服务于湖北美术学院。孩子们成长经历不同，没有伤痕，对家庭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但是依然像祖辈一样正直与敬业。去年，我有了孙女，四世同堂，全家兴奋不已。

    在时代的大动荡与大变革中，在接受艺术的教育中，我不断扩大了自己的眼界，树立了自己艺术的目标与理想，坚持在艺术上进取，创作了一些有意义的带着时代的烙印与个人心血所熔铸的作品。

    从1994年起，我担任湖北美术学院院长，到恳请离任，有十年时间。可以无愧地说，在我的任内，是将自己全部的心血与感情奉献给了这个学校。此前，正是我创作的多产期。但是，出于责任，我接受了对自己人格与能力的挑战，将个人的创作放了下来，专心做好学校的工作，团结同仁，共同奋斗，使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唐义精、唐一禾不计个人得失而艰苦办学的精神和为事业牺牲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对他们精神的继承是我最好的纪念。

    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正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好时期。三峡大坝在三斗坪拔地而起，在气势磅礴的坝区上空，也许飘泊着唐义精、唐一禾的魂魄，他们应感到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