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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结晶——周思聪的《矿工图》组画

      

名称:矿工图 ·王道乐土(水墨纸本)
作者:周思聪
  177cm×236cm 1982年

   《矿工图》组画是20世纪表现型水墨画的代表作,也是继蒋兆和《流民图》之后的又一部揭露侵略罪恶的人道主义力作。早在中学时代,周思聪就深深地被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珂勒惠支笔下那些痛苦、扭曲的人物所打动。1956年,日本画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丸木俊)的《原爆图》展出于北京,那些畸形的受难者的形象更使周思聪震撼不已。对世间残暴的强烈控诉和对和平美好生活的热望使她创作了组画《矿工图》。
   
    从写实到表现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占据中国人物画主流的是写实水墨人物画,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其盛期,而“文革”期间,这一流派因为过于依附于政治而发生扭曲。80年代初,强劲的“西风”袭来,一直囿于写实的中国画坛也开始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洗礼,其中,德国表现主义的艺术以其强烈的象征寓意性吸引了大批中国画家,压抑已久的主观心灵的倾诉欲通过借鉴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而得到宣泄。中国画坛涌现出一批表现型水墨画家,他们逐步摒弃写实的手法,脱离客观的叙事,以变形夸张的水墨语言表达主观的感受,周思聪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有着坚实的写实能力和深厚的笔墨功力的周思聪,上世纪60年代就创作出非常杰出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作品,70年代末更以《人民和总理》一画而赢得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此画亦成为中国现代人物画史上的经典之作。而在新时期来临之际,她却没有一味沉湎于写实技巧的炫耀,而是开始了新的艺术探索。她自称“宁愿做个步履蹒跚的初学者”,也不愿在写实体系中“像拉磨的驴子在踏得稀烂的轨道上盘旋”。80年代初,她开始关注西方现代流派的美术,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流派的艺术大师的作品对她很有启发。她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自由创造的精神以及平面构成和抽象造型的原理,开始创作表现型水墨的转折性作品——《矿工图》。该组画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构成法,以分割的画面和重叠的形象喻示了重压下支离破碎的灵魂,强化了受难者无尽的创伤。在造型上,她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手法,大胆地进行夸张和变形,墨色焦黑干涩,形象粗硬扭曲,构图方正满密,矿工的苦难似乎要溢出纸外,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昭然画中。
    直面人生苦难
   
    在中国人物画领域,有许多轻松的、诗意的、抒情性的人物画作品,就像马蒂斯所言的那种“安乐椅”式的艺术,它们令人愉悦。而周思聪的画笔是沉重的,她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画家,社会性主题一直是她所关注和表现的。她曾经说过:“艺术是人道主义的,是人性、人的感情的结晶”;“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正是对人生苦难的洞穿,才驱使画家以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沉重苦涩的笔墨语言,表现人生的苦难和痛楚。
    题材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语言的选择也不例外。周思聪在《矿工图》中所表现出的艺术语言的变革与80年代初期中国画坛艺术观念的革新是吻合的,也与她自身的情感和表现对象是契合的。她的脚踏实地的变革,与那些肤浅的、盲目的、投机的变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她曾到辽源煤矿体验生活,在看到那些死难者的白骨之后,她说:“用那种流畅的笔、轻松的笔是无法表现的。这感觉要求我改变表现手法:变形。变形是一种语言,写实也是一种语言,不见得有高低之分。”因此,她改用夸张变形的艺术语言表现沉重与痛苦,挖掘“力、男子气、深沉”。《矿工图》中经过变形夸张的形象,以及拼合重叠的表现手法,使得作品具有前所未有的震撼力和深刻的悲剧感。
    此画诞生之初,居然还曾引来一些非议。因为此前画坛上盛行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创造阶级典型”和“塑造英雄人物”是中国画家的任务,刻画“正面人物”必须符合“红、光、亮”和“高、大、全”的基本法则,《矿工图》组画显然与之相悖。被经过适当变形处理过的矿工形象脱离了一些人的审美习惯,他们指责画家是在“丑化工人形象”,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从人到猿”。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时光这把筛子将那些无知、无聊的说法无情地筛掉,为我们留下了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