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先生走了，德高望重的他静悄悄地离我们而去，把睿智与幽默乐呵呵地留给我们，而把凄楚和痛苦随那日渐干涸的肉身火化，骨灰也不要留下。

　  我和丁聪先生相识，是由于刘开渠先生的原故。被刘先生选为助手调入中国美术馆，就成了丁聪先生的同事，这是1984年。此后只要碰面我都上前打招呼，他总是乐呵呵的样子，除了敬重和钦佩，我对他并不了解。1993年刘开渠先生去世后，我参与了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刘开渠遗作展”的筹办，这个大型的展览隆重开幕后，有个大规模的座谈会。会上丁聪先生发言，当着刘开渠夫人程丽娜的面回忆起上海解放前夕，他们共同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的经历。讲到作掩护，丁聪拉京胡，程丽娜唱老生；我见到两位老人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大厅里凝重的空气也变得欢快起来。我一下子有了给丁聪做像的冲动。先要了几张丁聪的照片，在刘先生的工作室，我堆起泥稿来，此后我请丁聪先生来工作室对“模特”，他在刘先生家与程先生会面，又是十分欢快的回忆氛围。

　  泥塑做好后翻成石膏像，我送给了丁聪先生。那年春节电视台播放东方之子，正是丁聪一集，背景是他家的书架，书架上放着我给他塑的那尊肖像。这时我在岳父家里，正巧妻子的几位堂兄来看岳父，闲聊中问到我在做什么，我指着屏幕里丁聪和他后面的雕像说：“看，那个像就是我做的。”

　  2003年，接到沈俊老师打来的电话，说丁聪的上海老家要建“丁聪漫画陈列馆”，需要有一尊丁聪的铜像，约我来做。我借机要回来放在丁家书架上的石膏像，以此为定稿放大一倍。这时正是“非典”肆虐其间，公务活动停止了。除了必须的轮流到馆里的值班，其他的日子就呆在家里。这倒给了我一段难得的悠闲时间，上午在家里的小工作室做雕塑，下午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十分惬意。丁聪像就这样做了出来。我打电话约老人家来对一对，之后又后悔这么大风险不该约他。然而他来了，沈俊老师陪着他戴着大口罩来了。一下车他就说；“非典了我就没有出过门，这次是冒着生命危险第一次出来。”到工作室他就摘下口罩，供我仔细观察，调整作品，并就雕像的一些细节提出了意见。经过这次实际对照调整，这尊像精彩许多。为了让自己能留下一件像样的作品，铸铜的时候我又多出了一份钱，铸了两件。丁聪说：“大像做好了，你把那件小像还给我，我还留着那件小的。”于是又把那件石膏像要了回去。

　  这年十月我收到两张照片和沈老师的一封短信，信是这样写的：

小裴：
　  你好！这次陈列馆开幕还算成功，和程十发一起（他有故居）很热闹。
　  寄上照片两张，一张为塑像，很神气。一张为陈列馆大门口后边的古树，为500年银杏树。小院不大，但很精致。
　  谢谢你。

沈俊
2003.10.7

　  有着上述的原由，《丁聪像》成为我的一件重要代表作品。收录于《2005中国雕塑年鉴》，又在2007年在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典藏结缘五人作品联展》上展出。

　  塑像的过程其实是作者对塑造对象的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通过丁聪像的塑造，我和老先生的接触多了，交流多了，对他的认识深化了。不要总看他笑呵呵的，他的内心其实充满着苦闷。苦闷的经历摆在那里，不必我说。93岁长寿一生，可谓阅尽人间颜色。他对腐败嫉恶如仇，于轻松间说道：“30年代，我画漫画，骂国民党腐败，我敢骂是因为我有后台，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现在我不敢骂了。”“有一次，一位大领导请我们几位漫画家吃饭，席间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揭露腐败，他来给我们撑腰；可没过多久，他却因为腐败倒台了，这叫我怎么画。”作为一位漫画大家，对于社会他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感受，因此他的心灵更容易受伤，他从不把伤痛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因而总是乐呵呵的。我在做他的像时，觉得那个乐呵呵的不是丁聪，真实的丁聪是不暴露自己的痛苦。也有人建议我漫塑丁聪，漫塑漫画家多有创意，可我觉得丁聪更多的是一位学者，学者的本质是求真，而我也不会漫塑。我看丁聪的漫画，他刻画的那些形象，或经过深思熟虑，或经过探索打磨，是没有一笔轻飘而来的。我的塑像也要对得起这些。塑造的过程中，我是渐渐地体会到丁聪先生包容而伟大的心灵的，尽管他在人面前时常以“小丁”就是“小人物”来解释自己。

　  丁聪先生走了，不想留下任何东西供人缅怀。然而，除却他的精神财富，我还有他的铜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