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家·曾竹韶  原名曾朝明。1908年生于厦门。自幼随父母侨居缅甸，1927年正式回国。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1929年秋赴法国留学，1933年参与发起并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巴黎艺术学会。1939年回国后历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教授，重庆大学建筑系教授。上世纪50年代初参加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工作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1952年正式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从事雕塑教学工作。曾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城市雕塑顾问等职，现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代表作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虎门销烟》、《孙中山先生立像》（获全国城雕最佳奖）、《蔡元培像》、《贝多芬像》等。

    今年7月7日是著名雕塑家曾竹韶先生99岁寿辰，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他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雕塑事业，并为此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曾竹韶先生原名曾朝明，1908年7月出生于福建省厦门杏林区的一个渔村。他幼年随父母侨居缅甸，就读于仰光华侨中学，1924年回国在集美学校攻读商业专科，毕业后返回到缅甸，在仰光与家人共同经营运输公司，获益丰厚。1927年受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影响，曾竹韶先生弃商返国，准备投身革命与建设事业，第一站便是广州。 然而他的脚跟还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站稳，“四·一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以华侨身份和经商关系掩护中国共产党平安转移。1928年他从上海转赴杭州，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学习绘画和雕塑。受留法归来的美术教授李金发的鼓励和影响，曾竹韶先生萌生了去法国留学的念头，1929年，他终于远渡重洋来到了法国，先后在法国里昂美术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同时在巴黎西赛芳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并与冼星海等5人于1932年成立了“巴黎中国留法音乐学会”。 1933年初他又与常书鸿、刘开渠、王临乙、吕斯百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学生巴黎艺术学会”，以各种形式向国内介绍欧洲的绘画和雕塑，打开了一扇中国人认识西方艺术的窗口。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沦陷前夕，曾竹韶经由新加坡回到祖国，回国后历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教授，重庆大学建筑系教授。全国解放后，曾竹韶先生举家迁往北京，先后参加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工作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并于1952年正式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从事雕塑教学工作，曾先后担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城市雕塑顾问等职。就这样一路走来，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这位世纪老人直至今日，仍满怀创作激情，在雕塑的道路上继续他的探索与追求。

    50年代，曾竹韶先生作为雕塑家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型浮雕的创作工作，担任《虎门销烟》的主创人员。《虎门销烟》是纪念碑基座部分十块大型浮雕的第一块，根据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内容，以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广东虎门销毁鸦片的历史事件，展示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原作高200厘米，长492厘米，其设计和塑造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吸收和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雕刻技法，表现风格注重了民族的欣赏习惯，具有整体洗练、刻画细腻、质朴清新的特点。《虎门销烟》刻画了十七个人物，分成三组，构图上的节奏感十分明显；与其他几块浮雕不同的是画面整体布局上的疏朗和叙事风格。人物表情凝重刚毅，体态强健有力。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有意减弱满清帝国的臣民留在脑后的发辫印记，这种对历史形态特征的取舍是十分大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型浮雕的创作工作使新中国的雕塑事业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曾竹韶先生以他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载入史册，这同时也是他雕塑艺术发展的第一高峰。

    经历十年浩劫之后，于改革开放初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曾竹韶先生的雕塑创作进入第二个高峰期，他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肖像雕塑作品。早在1952年，曾竹韶先生创作的《老边头像》，以深厚的写实功力、冷静客观的观察，精准入微的塑造，将中央美院专业模特儿老边头做得惟妙惟肖，传为一时的佳话。该像形体清晰、神态逼真，极尽人物造型的丰富性和微妙变化，曾作为我国美术类院校训练学生素描和雕塑的教具，不知有多少艺术学子画过老边头像素描。1978年曾竹韶先生创作《李四光像》，此后一系列的肖像雕塑创作一发而不可收。《蔡元培先生铜像》是较早立于北京大学校园的重要作品，获建国35周年文艺作品荣誉奖。《孙中山先生立像》坐落于北京中山公园，获得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评选最佳奖。此外，《何叔衡烈士肖像》也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的肖像作品注重个性与内心刻画，结构严谨，追求神韵。其多数作品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气质与神态。

    曾竹韶先生对于音乐也很有研究。40年代，他曾在成都华西大学省立艺术院音乐系担任过小提琴教授，对音乐的敏感也体现在他的雕塑作品上。他尤其喜爱贝多芬。贝多芬的音乐天赋、高尚的理想、坚强的性格及其不朽的乐章使曾竹韶先生为之动情，他从心里萌发创作一尊贝多芬雕像的激情。经过几个春秋的艰苦劳作，在他九十高龄之际，终于完成一尊高28 厘米的贝多芬头像。它真实反映了贝多芬沉思、凝重、深沉的性格，并且深含着中国雕塑家对贝多芬的热爱。在纪念贝多芬逝世170周年的时候，此雕像翻制了170 尊，并附有作者签名证书向社会公开发行。曾竹韶先生以这种形式完成了他的收山之作。

    曾先生为人平实、和蔼可亲、做事低调、从不张扬。无论是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在他年长之后，在与同事、朋友的合影中，可以看到曾先生的位置，不是站在边上就是站在后面。

    曾竹韶先生的名字作为第一代留学归来的雕塑家写进中国现当代雕塑史是毫无疑问的。这些前辈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多有出国留学的经历，眼界开阔，学养深厚，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大多从事艺术教育并桃李满天下，受到后辈和社会的敬重，思想不保守，对后辈的创新意识能给予鼓励和支持。对传统雕塑艺术的雄浑博大有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弘扬民族特色的中国雕塑艺术是他们的孜孜追求。尽管现代雕塑与现代中国油画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与油画不同的是，中国雕塑有自己的根基。中国雕塑史的研究似曾有着古代辉煌、近代没落的定论，现代雕塑被认为是从没落荒芜中艰难地成长起来。作为现代中国雕塑的第一代，基本上都是“海归派”，尽管当时他们仍然被社会上的许多人认为是“做泥菩萨的”、“刻图章的”，但是他们从西方带回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以及与中国社会高层的广泛联系，使他们的作为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先进性。曾竹韶先生这一代人远在巴黎跟着洋导师学雕塑的时候，就已经思考雕塑的民族化问题了。艺术进入20世纪，追求极端个性化成为世界主流思潮，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不可能不深入这一代人的内心，然而他们在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的时候，固有的深厚的中国情结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可以说，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雕塑的民族化语言就已经形成了。从刘开渠先生的《农工之家》、滑田友先生的《躲轰炸》、王临乙先生的《大禹治水》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型浮雕创作时，民族化语言的追求更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在纪念碑浮雕创作期间曾竹韶先生随其他雕塑家对麦积山、敦煌、龙门、云冈等石窟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对古代雕刻的优秀作品还进行了套模翻制，并对以河北曲阳为主的民间雕刻艺人进行了高级培训。在全盘苏化时期，这些曾经沧海的赴法留学的老先生，深知雕塑民族化的重要意义，他们在60年代中央美院的雕塑教学中，就已经注重对中国传统雕塑的研究，并且开设了中国古代雕塑的教学课程。

    据说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几位老先生曾对中国雕塑史研究进行过分工，曾先生负责宋代部分。他撰写的《宋陵石刻艺术》，发表于《美术研究》1980年4期。文章结合北宋前期宋太宗征辽失败前后，国力由强转弱所形成的社会思想意识和民族意识这样一个背景，对前后七十年间反映在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和宋仁宗永昭陵的石雕像上造型变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对雕像的世俗化进行了分析，表述了那一时代的社会现实必然要如实地反映到那一时代帝王的陵前雕像上的观点，并对陵前的护陵武士像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描绘：“眉端紧锁而眼向下，表现出不胜悲戚之状，甚至从背影看，也能令人感到那种哀悼的情绪，内心刻画极深刻。”文中可以体会到老雕塑家关注古代雕塑的与众不同的视角。

    由于曾竹韶先生在雕塑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2002年他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首届“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奖”。2003年和力群、廖冰兄、艾中信、王琦、吴冠中、黄永玉一起获得由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美术金彩奖”，该奖为全国美术专业最高奖。如果说步入期颐之年的曾先生还有什么愿望未能实现的话，那就是建立中国古代雕塑博物馆，为此他已奔走多年并付出极大心血。如今曾竹韶先生已是中国百年现代雕塑发展史的唯一健在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对于他的敬重，不仅仅是我们对一位长者的爱戴，更饱含对中国雕塑发展的深切、厚重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