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绣像的汉代史”的画像石，以图像的方式忠实而形象地记录了汉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作为世俗生活主要内容的娱乐、游戏以及相应的遨戏之具—玩具，也被一一详加刻绘，成为后世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画像石所展现出的相关内容，不仅反映出汉代玩具的丰富与发达，也表明了当时娱乐游戏生活的炽盛，还饱含了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汉画玩具是汉代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的一个缩影。

　　在汉代，国家强大安定，人民物资生活充裕，滋生了奢侈腐化、耽于享乐的思想。于是歌舞宴乐、百戏杂耍等娱乐活动兴盛，民众热衷于游艺戏乐，以致“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1〕而整个社会的这种习尚正是汉代玩具产生、发展乃至繁盛的温床。给汉代玩具发展以重大影响的还有儒学的兴盛。一方面，汉代推行以儒取士的策略，这给天下寒门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可以出仕登科的机会，于是象征受到皇帝礼聘而致高官厚禄的蒲车开始演变成玩具，成为汉人传导官禄理念以教诲儿童的工具。另一方面，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为“孝”，为推行这一方略，统治阶级甚至把孝作为品评和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也许最大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对先人尽孝可以举孝廉，致富贵。于是厚葬之风大盛，对世人进行孝悌教育的风气也同样风靡。希冀长生不老、永享世荣，大约是人类固有的普遍愿望，这种思想在汉代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人固有一死，羽化登仙之说终为虚妄，蓬莱瀛洲总归渺茫，于是将浮世遨游嬉戏的器具刻入石头，欲借此在仙界或幽冥继续夙享富贵、游戏娱乐。

　　笔者经梳理和考订，共在汉代画像石中发现玩具十余种，结合相关史料考察后，将主要的研究范围确定为以下6种，即蒲车、鸠车、鼗、投壶、六博和蹴鞠。主要原因在于，以上玩具在画像石中的数量极其繁多，而且遍及全国各地。所以，上述6类基本可以代表汉代玩具的整体面貌。

　　蒲车

　　在表现历史故事的汉代画像石中，“孔子见老子”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主要描绘孔子作为一代儒学宗师虚心求教于老子的故事。一般的构图都是孔子执贽，带领一队弟子向老子屈身施礼，老子则拄曲杖立于孔丘对面，但在孔老之间，常常会出现一位叫项橐的少年。传说项橐7岁为孔子师，如《三字经》有：“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之句。在画像石中，为了表达项橐的7岁之龄和天真年少而特意让他手持一件儿童玩具——带长柄的小轮车（图1）。

　　对于项橐手中的小轮车，可以肯定为两汉时期的儿童玩具，但究竟为何种玩具，至今尚未有明确的说法。在已知的文献典籍中，较早称项橐小推车为蒲车的记载见于隋杜台卿的《玉烛宝典》，该书卷四引嵇康《高士传》曰：“大项橐与孔子具学于老子。俄而大项为童子，推蒲车而戏。孔子候之，遇而不识。”〔2〕据此记述，再参照汉代画像石中所刻画的小车形象，可知嵇康所谓的“蒲车”应该是指项橐手推的玩具小车。尤其是“推”“戏”二字，生动而传神地描绘出蒲车这种推行玩具的基本特征。

　　蒲车原为帝王封禅和礼聘高士的专用车辆，以蒲草裹轮求安稳，示殊荣。如《汉书·武帝纪》载：“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壁，征鲁申公。”颜师古注：“以蒲裹轮，取其安也。”〔3〕可见蒲车并没有特定的形制，只是在安车的基础上以蒲草裹轮而已，所以，作为玩具的蒲车其实就是对安车的模仿。如江苏邳州市旁口村出土的“孔子问师”画像石，项橐手中的蒲车玩具不仅双轮独辀，而且车舆上还立有一车盖，俨然是一个微型的安车模型（图2）。

　　蒲车是汉代出现并颇为流行的一种儿童玩具，它的源起与儒家文化的兴盛密切相关。汉世兴儒学，自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尊孔崇儒之风渐盛。通四书五经者，如公孙弘，可白衣为卿相，于是天下莫不风靡相向〔4〕。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长治久安也须延揽人才，如《后汉书·逸民传》记载光武帝刘秀求贤若渴，不仅侧身而坐表示恭敬，而且用旌帛蒲车去山林岩穴之中征聘隐士高人〔5〕。此时，蒲车成为一种可以出仕登科、得享富贵荣华的象征符号。而给玩具附加一定道德教育功能，一向是中国传统玩具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在此背景之下，蒲车开始落入民间，流布乡里，演变成一种颇为流行的小儿玩具，寄托天下父母对子孙出将入相的殷切期望。因此，蒲车走入民间变成儿童玩具，既符合大众的心理期望，也是玩具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使然。

　　在汉代正史中，有关蒲车的记载均围绕帝王封禅和征聘隐士，但蒲车作为小儿玩具却大量出现在画像石上。它频繁出现在7岁儿童项橐手中，表明此时的蒲车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玩具。《北魏赫连悦墓志铭》曰：“公资二仪之庆绪，体川岳之妙灵，风气温雅，神衿洞远。温良恭俭之量，始自蒲车；孝友廉贞之志，茂于竹马。”〔6〕铭文中的“蒲车”一词与下句的“竹马”对举，可见作者是以蒲车代指童年，那么现实中的蒲车就该和竹马一样，都应是一种小儿玩具。笔者认为，由此可知，汉魏六朝时期蒲车不仅是一种相当流行的儿童玩具，而且还和竹马一样成为小儿童年的代名词，足见其风行之盛和流传之广。

　　鸠车

　　鸠车也是汉魏时期较盛行的儿童玩具，而且还常和竹马并称，以代指童年和友谊。如《锦绣万花谷》曰：“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戏。”〔7〕目前较早的鸠车图像，见于南阳汉画馆所藏的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该石分上下两部，上部左侧端坐于榻上者应为墓主许阿瞿，身后立一执便面的僮仆。榻前有3个儿童，左一人手缚乌，中一人牵鸠车作奔跑状，后尾随一小儿手执鞭状物，疑似追驱。下组表现的是舞乐百戏的场面，有跳剑、弄丸、盘舞及鼓瑟诸类。据墓志铭记载，许阿瞿卒于东汉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殁时父母无限悲痛，为之勒石造冢。从画像石中的图像来看，鸠车的主要造型特征是在鸠鸟的身体两侧装上车轮，成为一种可供儿童牵引游戏的车辆玩具（图3）。

　　山东省沂水县袁家城子曾出土一方刻绘有鸠车图像的画像石。画面左侧为一衔绶的鸾鸟，前有一小儿一手牵鸠车戏耍，另一手指向一位扶曲杖的老者，两人似在交谈。老者身后恭立两侍者。在汉代画像石中，曲杖常作为老者身份的标识，那么与之并置的鸠车就应该是儿童的象征。而且从图像本身也可清晰地看出这种对比关系。此图特殊之处在于，和上文提及的诸多“孔子问师”画像石相比，无论构图的形式、老幼的对立、小儿的动态手势，以及老者的曲杖、身后的侍者等，均极为相似。或许该画像石亦属“孔子师项橐”之类，只是以鸠车替换了常见的的蒲车。若此，以鸠车标示少年儿童的意图则昭然若揭，鸠车在汉代的盛行则不言而喻。

　　鸠在中国古代是一种被赋予特殊意义的瑞禽，主要具有“孝”，即尊老和养老的含义。《后汉书·礼仪志》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8〕汉代儒学昌盛，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为“仁孝”。在以儒取士，尤其是在东汉政府实行的“举孝廉”制度下，孝悌被列为选拔、任用官吏最重要的标准，整个社会无不对“孝”趋之若鹜。作为对儿童进行孝悌教育的手段，寓教于乐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于是既有孝义，又有趣味的鸠车便开始流行起来。

　　除具尊老敬老之意外，鸠还含有爱护幼子、呵护儿童之意。《毛诗正义》载：“鸤鸠之养其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平均如一。”〔9〕这反映出鸠在养子时的舐犊之情。其实，汉代鸠车的造型本身也反映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如河南省新郑博物馆藏的汉代青铜鸠车。此物“整体为一鸠，昂首翘尾，正视前方，胸下系有一个小铃铛。两爪处安有两个轮子，鸠背上站有一只调皮的雏鸠，形象生动，栩栩如生。”〔10〕在汉代鸠车的造型中，雏鸠一般都立于母鸠的背上、头顶或胸前，不仅表现出雏鸠的调皮可爱，更从这种背负的关系反映出母鸠对雏子的殷殷爱心（图4）。

　　统而观之，鸠在汉世主要具有两种含义，简言之为尊老和爱幼。正因鸠暗合了这两种基本的社会思想，鸠车才成为风行天下的儿童玩具。这种思想不仅是鸠车玩具形成的背景因素，还是它流传广泛的社会基础。

　　鼗（拨浪鼓）

　　拨浪鼓是中国民间最普及的儿童玩具之一，时至今日，它也几乎成为最有民族性和最具传统风味的民间工艺品的代表。拨浪鼓的历史非常久远，据有关典籍记载可上溯到先秦时期。《周礼》曰：“掌教鼓鼗、、、埙、箫、管、弦、歌。”郑玄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11〕。可见先秦时期的鼗在形制上即是今世之拨浪鼓，但在当时它还不是儿童玩具，而是一种和埙、箫等并列的重要礼乐之器。

　　秦汉时期，鼗大量出现在画像石上，据郭学志先生统计，在已发表的南阳画像石中，具有代表性的乐舞类画像石约有169幅，而其中出现鼗的就有73幅之多。这个数量几乎占到乐舞百戏类画像石的一半，其在汉人俗世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流行程度可见一斑。此期的鼗除了同建鼓、钟、铎等一起用于典礼仪式类重要的社会活动场合外，更多的却是出现在乐舞百戏的伴奏队伍之中，成为人们世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乐器（图5）。

　　在汉画像石中，但凡有歌舞百戏表演的地方，几乎都有鼗的身影出现。山东省滕州市龙阳店附近曾出土一块东汉晚期的建鼓百戏画像石，画面上层中央树建鼓，羽葆飘向两侧，下有2人且鼓且舞。围绕建鼓，四周布满了各种正在进行乐舞百戏表演的乐人，有舞蹈、弄丸、倒立、击拊诸类。其中，位于画面左上角和右上角处各有一位伎人，他们双手执鼗，围绕着建鼓欢呼雀跃，且鼓且舞。其舞动的激情仍然在持续感染着千年之后的观众，令人为之怦然心动。在此画像石中，鼗不仅是表演用的伴奏乐器，而且其本身已经成为了舞乐百戏道具的一部分。可见，鼗作为先秦时期的雅乐器，发展到汉代，在“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俗”的功能，而且成为一种更普及的、具有娱乐性的杂耍游戏器物。

　　1973年，浙江海宁长安镇海宁中学内发现一座画像墓，时代为东汉晚期至三国。该墓前室北壁第4石的下部刻有两人，“西起第一人为一着长袖大袍的老者，手执杖；另一人双臂上举，左手执一鼗，在老人面前起舞。”〔12〕虽然考古报告并未对此作出详尽的解释，但岳凤霞和刘兴珍认为此图为“老莱子娱亲”，她们在文章中说：“画中一老者握杖而立，一扮作儿童的老人手举鼗鼓，正在自歌自舞，以娱父母。”〔13〕显然，此时的鼗已演变为小儿玩具，而且被匠人用以标示老莱子所扮的孩童身份。正如前文所述曲杖是老者的标志一样，鼗出现在老莱子手中，也同样表明此时的鼗已经是一种较为流行的玩具了。

　　关于鼗已嬗变为玩具的最早记载也见于此期。三国东吴僧人康僧会编译的《六度集经》，为我们提供了民间儿童持鼗玩耍的详实记载：“侧有一儿，播鼗踊戏，商人复笑之……播鼗儿者本是牛。牛死，灵魂还为主作子，家以牛皮用贯此鼗。儿今播弄踊跃戏舞，不识此皮是其故体，故笑之耳。”〔14〕这个故事虽然意在讲佛教的生死轮回，但客观上却真实记录了三国时期鼗鼓已经演变成儿童玩具的事实。三国吴承接东汉，实乃汉末乱世，所以，笔者认为，汉魏时期，鼗已经演化为小儿玩具了。若再结合上文对鼗由雅入俗发展历程的梳理，似乎还可以进一步作出这样的推测：鼗由雅乐器演变成儿童玩具的时间当在汉末。这样一来，作为儿童玩具的鼗鼓至少也有1500年的历史。因此，尽管处于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时代，中国古代儿童的生活也并非今人想象的那样单调和乏味，他们以拥有鼗这种玩具而“踊跃戏舞”，其乐融融。

　　投壶

　　早在先秦时期，投壶即是一种颇为流行的宴饮助兴活动，但在当时，其礼仪的性质要远大于娱乐的功能。《礼记·投壶》中详尽记载了这种活动繁琐的程序。书中说，宾主飨宴有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须三次恭请宾客投壶，宾客两辞，最后再拜受。而且，宾主揖让进退的方向、位置、言辞都有固定的程式，礼仪功能非常明确。一般认为，投壶源于先秦时的射礼。《礼记·投壶》郑玄注曰：“投壶，射之细也。”〔15〕就是说，投壶是从射礼演化而来的。在周朝，射为六艺之一，又分为不同的种属，独“燕射”为诸侯宴请贵宾时举行的助兴活动。然其尚武色彩过于明显，射与燕又难以协调于宴饮环境之内，与宾主交欢的氛围不太协调，遂改为投壶，配以彬彬礼节和鼓乐歌舞，从而达到“乐宾”多饮的目的。

　　汉代是我国舞乐百戏不断发生、发展而至鼎盛的历史时期。汉在亡秦灭楚之后，统一了疆域，经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天下殷富，国势空前强大，人民生活较前代大为安定，这为民间游戏与竞技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作为“绣像历史”的汉代画像石，有多幅投壶的图像出现，且广泛分布于河南、陕西和山东诸地，反映了汉人“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的世俗生活景象。

　　河南南阳沙岗店曾于1974年出土一方画像石，内容表现的即是汉代投壶游戏。画面中间立有已中两矢的投壶，旁置酒尊，尊内有勺。壶两侧各一人跽坐，怀抱3矢，手又各执一矢，正准备向壶中投掷。画面右侧一人面对投壶者，疑为司射，右手执一兽形器，当是计算入壶矢数的“筹”。左侧坐一人，虽身材魁伟却需僮仆扶持，显然是一位酩酊大醉的投壶输家。这方投壶画像石所刻画的内容与史书记载大体一致，且投壶的形制与河南博物院所藏的汉绿釉陶投壶相仿，而那位头重目眩、醉酒醺醺的人物表明，汉世的投壶已带有明显的竞技性和游戏性（图6）。

　　两汉之世，投壶日益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上至帝王贵胄，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这项游戏。此时的投壶不仅删减了繁缛的礼节，而且在技术和制度上也有了突破性的改进，更加注重技巧本身，使得这种游戏具备更强的娱乐功能，且增加了趣味性。武帝本人不仅是一位狂热的投壶发烧友，而且还网罗了一批投壶高手供奉禁中。《西京杂记》记载，武帝时，有郭舍人善投壶，以更有弹性的竹矢代替枳枝，而且除去了壶中原本用于防止枳枝外弹的小豆。如此，投入壶中的竹矢便可反弹，反弹之后再接入手中，谓之“骁”。 郭舍人不仅革新了投壶的技法，而且技艺超群，可达“一矢百余返”的程度，他也因此常常得到武帝的赏赐〔16〕。正因为投壶游戏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投壶在汉代得到快速的推广和普及，成为和六博并列的一种雅俗共赏的娱乐游戏（图7）。

　　笔者认为，从发展演变的角度看，鼗与投壶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两者在先秦时代皆为和礼乐相关的“雅器”。随着东周以降，礼崩乐坏，人们开始更加耽于歌舞飨宴，沉迷娱乐游戏，于是，鼗、投壶纷纷蜕去礼教的外衣，成为汉人世俗生活的娱乐器具。目前所发现的投壶画像石均属东汉时期的作品，且多集中于东汉晚期，这也和汉代舞乐百戏发达，至东汉而臻鼎盛的社会背景相吻合。

　　六博

　　六博，本作“六簙”，也称“博”或“陆博”，是中国古代一种借助骰子博弈的棋类游戏，因其“六著十二棋”，故名。关于六博出现的时间，至今尚未有定论，但在《论语》、《左传》等先秦经典中，已有不少关于六博的记载，据此，笔者推测，六博形成的时间应该不迟于春秋，然而具体行棋博弈的方法，今已不传。由于六博不仅具有娱乐游戏的特征，而且还具有突出的“博戏”性质，故而在早期就受到世人的喜爱和追捧。《战国策·齐策一》载：“临淄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17〕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六博就和蹋鞠一起广布民间，成为富庶的都市人娱乐生活的重要方式（图8、图9）。

　　两汉之世，是六博发展的黄金时期，上至帝王贵戚，下至黎民百姓，且不论男女老少均有参与。史载汉代的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等都好六博。《汉书·游侠传》记载，宣帝刘询即位前常和陈遂博弈，而遂常败在宣帝手下。宣帝登基后，封遂为太原太守，并说官禄可作为其先前六博屡败的补偿。此因博弈而得官的故事，虽听来使人诧异，但却反映出天子贵戚对博戏的喜好。在统治阶级的带动下，普通百姓中也盛行六博。《汉书·五行志》载：“（哀帝建平四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18〕此说虽为祭神，但却表明六博已经在广大民间得到普及。另见《西京杂记》记载，汉代安陵人许博昌善博戏，尝创编一套六博口诀，以致“三辅儿童皆诵之。”〔19〕可见当时的六博已是妇孺皆知。

　　六博是汉代画像石中频繁出现的一种世俗题材，无论在室内还是郊外，也不管在歌舞宴乐场合，还是处于仙山云气之上，都有人对博的图像出现。在所有表现六博场面的图像中都有一个共性，即对博人物均处于一种几近狂热的状态之中，或挥舞双手，或指棋若语，或振臂投箸，或鼓掌欢欣，而绝少有正襟危坐的现象。如四川成都桥乡出土的一方东汉画像砖，帷幔之下4人相对博弈。右上一人俯视棋局，伸出双手欲动其箸，左上一人两臂高举，疑为行箸。左下一人张手局上，右下一人伸出一掌，似在示意阻止对方。虽然六博是两人游戏，但由于太具吸引力，把下部的两位观棋者也引入局中，使得后人几乎无法分辨谁才是真正的博者。也有学者认为是4人分两组对博，一人投箸，另一人专司行棋。〔20〕此类图式表明，博戏是一项深具魅力的娱乐游戏，六博的迷人风采可见一斑。

　　总之，在汉代，六博还被附会了象天地、卜吉凶、祛不祥等职能，如大量仙人博弈画像石和博局纹铜镜的出现，但这绝不是六博最主要的功能，它之所在汉代盛极一时，使贵戚贫民、男女老少为之痴迷，凭借的仍然是游戏本身带给人们的快乐。在游戏中，时人可以暂忘世间一切烦恼，身心在这一刻得到自由和超脱，这是古往今来所有游戏与玩具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六博也不例外。所以，六博的真实意义乃是一种带有强烈刺激性和群众性的游戏娱乐活动，唯其如此，博戏才能风靡汉世，博局才可以成为时尚，而在画像石上处处开花。

　　蹴鞠

　　在古代，蹴鞠也称“蹋鞠”、“蹙鞠”等，唐颜师古为《汉书·艺文志》作注称：“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蹋之以为戏也。”〔21〕从颜注可知，鞠是一种用兽皮做成的、内填充毛状物的实心皮球，蹴鞠即是踢踏这种毛球以为游戏娱乐的活动。考古发现表明，较早的蹴鞠图像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不仅形象生动传神，足可使人管窥汉人多彩的世俗娱乐生活，且数量繁多，广泛分布于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反映出汉代蹴鞠发展的盛况。这些刻绘在画像石上的图像表明，蹴鞠是一种兼有嬉戏取乐、舞乐表演和强体健身为目的的活动形式，具备了广泛的民众基础，而且已然演绎为社会时尚。

　　汉代,随着国家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蹴鞠活动开始兴盛起来。无论在宫闱侯府, 还是穷乡僻壤, 蹴鞠活动早已蔚然成风。据史料记载，两汉皇帝贵戚多好蹴鞠。《西京杂记》记述说：“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不劳者奏之。’家君（刘向）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焉。”〔22〕由此可见，汉代帝王对蹴鞠迷恋程度之深，以致要求以“似不劳者”代替，而宫廷的这种喜好又促成了蹴鞠发展上的流变（图10）。

　　宫苑中的蹴鞠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竞技活动，而带有更大的娱乐性。在画像石中，蹴鞠者往往身体舒展，或腾挪跳跃，或衣袖飘飞，表现出高超的技艺。河南登封中岳启母西阙北面刻有一幅蹴鞠图，画中3人坐观，一人蹴鞠。蹴鞠者高髻束腰，似为女性。但见她双袖横出，弓腰举足，脚前的鞠似已腾空而起，其精彩的技艺使得3位观者张口结舌，惊呼不已。另外，启母阙临近的少室东阙南壁也有相类的画像石，不仅蹴鞠的动作相仿，就连跽坐的观者也与前者相似。可见，这种带有一定表演性的蹴鞠在汉代应该很流行，因为只有普及和深入人心，才有被频繁刻画和程式化表现的可能。

　　笔者认为，无论是游戏还是玩具本身，其真实意义在于人们参与其中所获得的快乐。因此，蹴鞠作为古代最重要的一种娱乐活动，其存在和流行的价值也在于一种普遍的参与性，以及由此获得的愉悦感和满足感。桓宽《盐铁论·国疾》记述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常民文杯画案，机席缉蹀，婢妾衣纨履丝，匹俗饭肉食。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23〕既是蹴鞠于民间巷陌，必定是当时较常见的一项民间游戏活动，因而在汉画像石中也多有反映。如汉中岳启母阙和少室阙，仅蹴鞠图就多达3幅。除却画像石之外，汉代肖形印章也有蹴鞠图出现。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汉代肖形印章，上刻2人分别蹴踏一鞠，人物虽小，然而方寸之间亦生动地展现了两千年前汉人游戏娱乐的万千气象。

　　汉代经济、世俗生活的繁荣与儒学的昌盛共同促成了玩具的发达，而玩具的发展、流变过程，又深刻反映了汉世各种时代风尚的流行与变迁。时至今日，上述玩具中的一部分已不复存在，如投壶、六博等，主要是因为此类玩具所依赖的娱乐生态环境已完全改变。另一部分，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随时代的变幻而演变至今。如蹴鞠嬗变为足球，蒲车、鸠车与今日山东省郯城县竹木车类玩具极为相类等，而尤其令人惊异的则是拨浪鼓，从两汉到近世的两千多年，其形制居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依然是极为流行的传统经典玩具之一，不得不令人叹服民间玩具的魅力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虽经千淘万漉而犹存的遗珍，与厚积其中的历史文化，既是传统文化具有持久吸引力的见证，也是如今继续发展民间艺术的思想精粹。

　　注释：

　　〔1〕〔晋〕陈寿《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王楼贺韦华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2页。

　　〔2〕〔隋〕杜台卿《玉烛宝典》，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时令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3〕〔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陆传第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5页。

　　〔4〕同上，第3118页。

　　〔5〕〔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遗民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62页。

　　〔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7〕〔宋〕《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六，引〔晋〕张华《博物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8〕〔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遗民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19页。

　　〔9 〕《毛诗正义》卷七《曹蜉蝣诂训传》，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10〕王惠霞《古朴浑厚的汉代艺术品——铜鸠车》，见《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第49页。

　　〔11〕《周礼正义》卷二十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12〕嘉兴地区文管会、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见《文物》1983年第5期，第7页。

　　〔13〕岳凤霞、刘兴珍《浙江海宁长安镇画像石》，见《文物》1984年第3期，第52页。

　　〔14〕《六度集经》卷六《弥勒为女人身经》，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61页。

　　〔15〕《礼记》卷十《投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318页。

　　〔16〕〔晋〕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38页。

　　〔17〕《战国策》卷八《齐策·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页。

　　〔18〕〔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76页。

　　〔19〕〔晋〕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31页。

　　〔20〕傅举有《论秦汉时期的博局、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见《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第21～41页。

　　〔21〕〔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62页。

　　〔22〕〔晋〕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

　　〔2 3 〕〔汉〕桓宽《盐铁论》卷五《国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