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曰：“得陇望蜀。”语出《东观汉记·隗嚣传》，本来是贬义，责备人不知足。但是，作为一名书法的学习与研究者，我凭借“讨来”的门票，第二次到美术馆静静地观摩书法“大家展”与“名家展”时，大脑中却强烈地闪现出这个词。
    这个词，究其要，首先在一个“得”字。而这个“得”，则又可以从“谁得”、“得什么”两个方面来追问。
    先说“谁得”。
    许多年来的大多数书法展览（不论个展与群展），不外乎是个人或群体策划，再以某个单位或组织的名义承办而已，似乎已成惯例。展览的主体是“他”，美术馆则不过是“借”个“场”的角色。而此次“大家展”与“名家展”，中国美术馆毅然使展览主体转变成了“我”，确立了主人身份，“邀请”、“提名”书家来“场”里展示、观众来“场”里品评。
    因而，这“谁得”中的第一“得”，当属中国美术馆。美术馆及其所组织的学术委员会，显示出了相当的学术高度：当此秋高气爽的收获时节，在欧阳中石先生与沈鹏先生步入“人书俱老”阶段之始，用规模虽“小”而气象却“大”的方式，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其艺术、人生以及学术成就，满足了所有书法人的翘首愿望。我以为，这种展示绝非单纯的“艺术”展示，而是一种具有“文化”建构意义的展示。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两位大家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与此同时，展出的56人的“名家展”及配合举行的“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与文化建构”学术研讨会，则是这个展览的进一步延伸。令我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大家”与“名家”构成一种立体的展示，足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书法目前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二，“名家展”包容广泛，客观上构成了当代书法各种思想与流派展示创作成果的学术平台。这也许就是美术馆“邀请”、“提名”的目标所在，美术馆真正“得”到了。
    “谁得”的第二“得”，当是被邀请和提名的作者。两位“大家”众望所归，自不必说。而名家们呢？以我浅薄的理解，至少也有两点：一，自己的创作思想与实践得以在美术馆创建的这个学术平台上，不仅与其他作者，而且与理论家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可以更好地找到现实的乃至历史的定位，从而为进一步的学术与艺术发展提供借鉴。二，中国美术馆策划本次展览，还有一个目标是收藏，那么一经提名为“名家”，则意味着其中的部分作品将在美术馆这个平台上成为当代书法发展的一部分，不仅在当下可能是“众矢之的”，而且有可能在未来进入“历史”。这是严肃的事情。这当然是荣誉，但更可能是责任。从作品来看，绝大多数名家们的意识是清醒的，提供的多是精品力作。我以为，对于名家们来说，这种创作态度上的促进，也是一种“得”。
    观众来美术馆看展览是来品评的，无论“品”与“评”，都会有所“得”。那么“谁得”的第三，当是观众。一是美术馆把大家与名家的作品集中展示，使观众在同一时间倘佯其间，细细“得”品；二是领略大家的高度、评议名家的多样性风格，“得”出自身的书学路径；三是近距离的观察接触，现场观摩书写，与名家互动交流，所“得”又远过于只是面对作品。
    再看“得什么”。
    凡做一件事是要讲过程与结果的。展览这一“过程”总要结束，那么留下“什么”，是所有参与者都应当反思的。我以为，这次展览的总体所“得”，远不是“2+56”，而是“切时如需”了。具体可以从两方面看：其一，美术馆此举（用大家与名家的群体优势）大大提升了中国书法本体于艺术各门类中在国家级展览中的地位，大美术的观念，一方面将使中国美术馆进入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各门类艺术在此百花齐放；其二，把“展”、“览”、“论”、“书”四者有效地融合，构建了书学的高规格学术平台，成为一个值得大力提倡的展览运作模式，必将在未来的中国书法展览中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得”了之后，还有一个“望”。
    这也不简单，但因为是“望”，就不好概括了。每位大家、名家、观众，都会有自己的所“望”。就我而言，可以概括为——“期待下一届”，并且“更上层楼”。具体又有几点：一，研讨会更加开放，使更多的观众参与进来，论文集及时出版，以广传播；二，作品集既出精装，也出简装，满足更多的观众；三，扩大系列，可以考虑逐渐增加专题展，使之不断在学术上深化，构成更加立体的名牌展览，更加全面地参与当代书法艺术与学术的建构。
    当然，筚路蓝缕，功莫大焉，不可以苛求。但通过本次展览，我深信，不仅是我的所“望”，而且每个关心中国美术馆、关心中国书法当代发展的先生的所“望”，都会逐渐地满足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得陇望蜀”者，因为，中国美术馆“大家邀请展”和“名家提名展”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