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海观澜——澳门艺术博物馆馆藏澳门美术作品展
岁月不居,时代的巨轮驶至200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此时此刻,对澳门民众更具双重意义。在迎来建国甲子之庆的同时,适逢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十年前的12月20日,澳门脱离葡萄牙的殖民管制,回到祖国怀抱,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十年后的今天,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澳门艺术博物馆与中国美术馆展开学术交流及合作,将馆藏澳门美术作品送京展出。
旦暮千年,昨日似未走远。
由2009年上溯428年,怀着对信仰的执着与坚持,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携带自鸣钟、油画等西洋方物,远涉重洋,从欧洲到中土传教,带来西洋天文、数学、地理等科技知识,开启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化对话的大门。
由2009年上溯416年,耶稣会在华创办圣保禄学院,是远东地区现代意义的第一所大学。
由2009年上溯328年,在江南修道有年的吴渔山,出于对天主教的深心孺慕,不远千里,来到滨海小城,展开奉教新生活,其传奇经历成为清代文化史、美术史的热门话题。
由2009年上溯295年,一位汉名译做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的西洋传教士,身怀高超画艺,由意大利来到中华帝国,清圣祖在广东巡抚杨琳的奏折上朱批:“知道了,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麟阁丹青,这西洋人从而开始了他供奉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笔墨生涯,在中国绘画史写下中西结合的新篇。
这些关系中西文化、艺术、科技、宗教的交流,关系中华文化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其起点,不约而同都落在本次展览主角─澳门身上。正是在这中西交流的背景下,澳门艺术博物馆将澳门的昨天引入今天的北京。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澳门毫无疑问曾经担当过桥头堡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养成了澳门人平和的性格、开放的胸襟,接纳多元,不将文化艺术定于一尊。长久以来,中国的传统艺术和具有西方文明色彩的前卫艺术在此间都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并受到同样的尊重。
澳门也是中西文艺交流的熔炉。清道光五年(1825),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由印度来到澳门,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奇妙旅程,直至人生终结,以澳门基督教坟场为归宿。在华27年间,钱纳利驻足澳门,穿梭南中国,以素描、水彩、油画,攀上了自己艺术生涯的巅峰。其纪实绘画生动传神,细腻地记录了19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的风物及华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作品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视觉记忆,无可替代。这一切使钱纳利成为近世欧美对华最具影响力的画家。在澳居留期间,他培养出奥古士丁·博尔杰(Auguste Borget,1808-1877)、托马斯·屈臣(Thomas Wastson,1815-1860)、马西安诺·安东尼奥·毕士达(Marciano Antonio Baptista,1826-1896)等画师,还有华人学生─在中国早期油画史占一席位的啉呱(关乔昌,1801-1854)。众星环绕,构成澳门19世纪绘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得这个中国南疆边陲小城的绘画史浸润在西方文化的光影之中,充满异域色彩。而由20世纪中期至后期,水彩画成为澳门绘画主流,以乔治·史密罗夫(George Smirnoff,1903-1947)、甘长龄(1911-1991)、谭智生(1920-2007)、郭士(1919-1999)、杜连玉(Herculano Estorninho,1921-1994)、路易斯·迪美(Luís Luciano Demée)等人为代表,自然与钱纳利的东来连成一线,而将澳门这个时期出现的水彩画热潮置诸中西艺术交流的角度着眼,自然容易理解得多。
澳门也是文艺交流的中转站。由于独特的政治背景及地理环境,澳门自开埠以来就是中西人士交流沟通的所在,交通辐辏;澳门注定是一个移民之地,海纳百川。郑观应隐居澳门后,在郑家大屋写下了“医国之灵枢金匮”和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盛世危言》;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此间创办《知新报》、《镜海丛报》,宣传维新思想;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镜湖医院行医,成为澳门史上首位华人西医,医人复医国;叶挺将军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一度长期居澳……
抗日战争期间,邻近地区相继陷入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澳门却以战时葡、日特殊的外交关系得以幸免,使得内地不少艺术家当时避难濠江。其中俄国人史密罗夫,亦辗转由香港到达澳门,他曾在致友人信函中称,在澳生活两年是其一生中最安逸幸福的时光,澳门成了他的心灵驿站。而他也为战时的澳门留下恒久静谧的记忆剪影。
从利玛窦、郎世宁到钱纳利、史密罗夫,再到今天活跃澳门画坛的君士坦丁(Konstantin Bessmertny)、马维斯(Denis Murrell)、乔得龙(Charles Chauderlot),都是由外洋移至中国澳门,所不同者,他们有些是过客,行色匆匆;有些却以澳门为人生最后的艺术舞台,终老斯地。何去何从,宽容的澳门给了他们选择人生与艺术的自由。
弹丸之地的澳门有着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历史牵引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开放改革,大量内地居民移居港、澳,其中不乏卧虎藏龙之辈,这在无形中支持了两地的文艺事业。如缪鹏飞、袁之钦、楼柏安、陆大同等,都在澳门创作了大量作品,乃至兼事美术教育,澳门在他们艺术生涯中占了重要地位。时至今天,许多美术家游走于两岸四地,以事实印证澳门作为艺术交流中转站的角色。他们以其创作充实了澳门艺术文献库,与土生或土长的黎鹰、马若龙(Carlos Marreiros)、廖文畅、吴卫鸣、邵燕梁、王祯宝、蔡树荣等,汇成澳门当代美术的洪流,成为支撑澳门美术广厦的主要力量。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不能忘记,在澳门回归祖国前夕,内地美术家受邀赴澳采风,以彩笔为江山添秀色,寄托了全国各族人民金瓯无缺、人月团圆的欢欣之情;在回归祖国后,澳门得到更多的关注,并有更多机会向世人,尤其是内地的观众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感谢文化部的关怀与爱护,感谢中国美术馆的支持与帮助,为展示澳门的美术作品提供了优良条件。这个由澳门艺术博物馆策划的馆藏澳门美术作品展,选取自19世纪以来,澳门多个时期的不同种族、流派、观念的美术作品,连同内地专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的创作,合共近三百件,呈现百多年来在中西文化冲击下澳门美术发展的状况。展览命名“镜海观澜”,缘因这个濒海城市古称镜海,位于珠江出海口,处于咸水和淡水交界处,海水显得异样混浊,几百年来显晦分明,乃澳门特色之一。澳门有座东望洋山,山巅有远东地区最古老的灯塔,灯塔至今还以其微弱但清晰的亮光导航海上。观澜于镜海,水波不兴欤?心澜涛天欤?通过这个展览,人们除了看到澳门自然和人文风貌的变更,还能看到中西文化在澳门交汇时掀起的波澜与融合后的澄练。
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澳门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故而无论分量有多轻,澳门的美术史毋庸置疑是中国美术史的一部分。这也是澳门得以在国家的美术殿堂举办“镜海观澜”展览的意义所在。透过这些作品,我们期望观众会因此对祖国人民对澳门的眷爱情深,对澳门同胞的爱国情怀,对外来者的镜海情缘,以至对澳门在中西美术交流史的作为有崭新的观照。
由历史而及现实,为澳门美术发展提出新的思维与观点,让国人了解澳门的历史及文化,使澳门同胞切身感受自己与祖国血浓于水的关系,进而增强国家民族的自豪感、归属感及凝聚力。这是我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