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面壁生华—艺术名家与敦煌
展览时间：2008年1月19日至3月21日

    敦煌之伟大，注定与美术有关。敦煌的重新发现，固然如实存的百科全书，给考古、历史、民族宗教等诸多学科带来丰富的研究资源，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敦煌是上苍特别馈赠给中国美术家们的一份丰厚遗产。
    敦煌学家、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写道：“1899年发现了敦煌石窟的藏书以后??敦煌于是乎逐渐成为这样一个追思、仰慕和膜拜的神圣之所在”。
    历史创造与历史接受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敦煌艺术为佛教而生，然而，敦煌的前世今生与中国美术却有着暌违已久的精神约定和天然的互文空间。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敦煌是和常书鸿、段文杰、张大千、傅抱石、关山月、赵望云、叶浅予、潘兹、韩乐然、常沙娜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也即是说，人们对敦煌艺术的第一次印象，往往与中国艺术家对敦煌艺术的认识与传布密切相关。
    1939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画家李丁陇，从西安出发，徒步赴敦煌临写壁画，拉开了中国画家临摹敦煌壁画的序幕。而早在1935年秋，常书鸿就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了由伯希和编辑的《敦煌图录》画册，邂逅了敦煌这座艺术宝库，从此魂萦梦绕，立志投身敦煌。他的一生，为研究和保护敦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4年，张大千在敦煌面壁三年后，带回魏唐各代佛教壁画的临本，在成都、重庆两地展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震动了学术界和美术界，给当时的画坛带来新鲜的冲击。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建系前夕，由叶浅予先生带队，中央美术学院詹建俊、刘勃舒、汪志杰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教师史岩、邓白、金浪和学生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宗元一行十一人，在敦煌观摩考察临摹达三个月之久，创作出一批被段文杰先生称为“建国以来最好的敦煌临本”。
    许多年以来，无论采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坐马车、骑骆驼、还是乘火车、汽车或是搭飞机，一代又一代的美术家和莘莘学子奔赴敦煌，围绕敦煌这个主题展开临摹、写生、创作。赴敦煌研习，成为上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家香火不断的精神之旅，最真诚的文化朝圣。
    叶浅予和敦煌的缘分来自张大千。1944年刚刚结束“印度画稿”的叶浅予，借住张大千成都居所，得以饱览张大千的敦煌临本，从而促成了他日后的敦煌之行。从印度舞蹈艺术到敦煌绘画艺术，叶浅予一直苦苦追寻以线造型之手法，两者本身即是血脉相连。正如李震坚谈道：
    我们的绘画史上常常谈到自六朝到隋、唐时期的绘画是极为重要的，可惜尚存在世的作品很少??而千佛洞却保存了大批魏、隋、唐时代的壁画，弥补了这个缺陷。虽然这些壁画不是当时名家的手笔，而是画工画的，其艺术成就却不逊色。
    当时的石窟里还没有适当的照明设备，叶浅予他们就用香烟锡纸拼成简易反光板，以最虔诚之心接受传统艺术的洗礼。在民族虚无主义盛行的特殊历史时期，敦煌艺术成为重新研究学习中国画人物画传统笔墨技法与造型的最佳粉本。
    今天，众多文字和图片的表述，使得我们可以想见初到敦煌的艺术家，初次瞻仰壁画、泥塑时，那种极度震撼、极度感动的心情。宋宗元先生曾说：“敦煌之行对于我来说算是‘剃度入门’，要一辈子从事中国画了。”袁运生先生在1982年赴美之前考察敦煌、麦积山及汉代陵墓雕刻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发出了涌自心底的感怀“魂兮归来”。敦煌艺术，本是东方艺术之集大成者。艺术造型上的敦煌之风，还影响了潘兹、杨之光、唐勇力等几代艺术家的整体艺术创作面貌。
    每个艺术家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敦煌。敦煌之于中国艺术家，仿若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之于西方艺术家。从神性的包容到人性的深邃温暖，敦煌的重新发现，慰藉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艺术家的心灵。追索民族艺术的真精神，才是继承传统的实质。经过岁月风霜的磨砺，敦煌已然在中国美术史中涅再生。
    20世纪中国美术风云变幻，西方艺术蜂拥而至，民族文化苦苦坚守，中西之争几经潮起潮落。在敦煌重新发现之前，中国美术史往往被等同于一部文人画史。萌芽于唐，而勃兴于五代、宋元的文人画逐渐成为绘画的正统主流。相比起文人雅士们的心灵事业，集民间无数艺术智慧之大成的敦煌，无异于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陈列馆。国力衰微之时，敦煌是民族心灵的倚靠和屏障；国运昌盛如今天，敦煌是艺术创造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面壁生华——艺术名家与敦煌” 由中国美术馆专门策划，是“敦煌艺术大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我馆年轻同仁刘源博士和邵菁菁硕士为此孜孜探寻前辈艺术家们的足迹，得到美术界诸多先生的热烈响应，他（她）们温暖的支持有力地促成此项展览的顺利进行。可以说，这个展览是美术家们献给敦煌的一炷心香。它不仅是可以观赏的，也是引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