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术馆馆藏在当代艺术史构建中的重要位置
　  在艺术史写作中对于古代部分的材料主要依赖于这几个方面：传世文献、传世艺术品及出土文物。材料的来源决定着艺术史的写作，同时也构成古代艺术史的主要内容，然而，在艺术史尚未成为专业学科之前，艺术史的写作并未进入自觉的理论追求之中。因而即使我们面对浩瀚的古代画论、画史文献遗存之时，也因相沿旧说或编辑讹误而容易让我们落入到古代艺术史的局部之中。而王朝更替、兵火亟焚又使大多数艺术品荡然无存，公元九世纪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述“叙画之兴废”可窥见艺术品存亡之一斑，不是“焚烧投水”，就是“漂没散失”，终落得“年代寖远，失坠弥多”。历时千年，唐代及唐代之前的绘画几乎不见，所谓的存世作品，也面临着各执一词的真伪之争，而宋及元明清绘画也同样面临着仿作与赝品的困扰。考古材料或许能够弥补早期艺术史写作中材料缺失的局面。有着相对准确纪年的考古材料为早期艺术史写作带来了一个契机，然而，丧葬文化中的艺术因子终究不能代替当时社会生活中艺术发展的面貌。由此可见，古代艺术史的写作，因为材料的原因，将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史，或是因材料本身的误读而产生误读的艺术史。
　  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学科形成，艺术史家以一种自觉的心态关注当代艺术发展中艺术史写作的材料，他们对于材料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艺术史的发展以及艺术品的收藏，这在客观上促使了艺术品材料地保存和整理工作尽可能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现代美术馆的建立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成为了一个艺术史、艺术史家与艺术品之间的重要媒介。事实上情况亦是如此，任何一家现代美术馆都将收藏作为核心功能之一，将馆藏作品作为它的立馆之本。新中国建立以后，以美术馆作为国家近现代美术收藏的重要机构开始介入到艺术发展的进程中去，传统的私家收藏活动几乎停滞，美术馆作为得天独厚的国家平台收藏了大量的艺术作品，从而成为近当代代表性艺术品最主要的集中地，美术馆馆藏成为近当代艺术史写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客观上它收藏了一个潜在的近当代艺术史，它期待着艺术史家的激活与贯穿。

二、美术馆馆藏要自觉的参与到艺术史的构建中去
　  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美术形象的代表机构，在建馆六十年的时间内，收藏了近十万件艺术作品。在其藏品构成上主要有这几个部分，其一中国美术馆创建初期的收购，其二是艺术家、收藏家的捐赠，其三建国以来历届重要美展优秀作品的收藏，其四是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时部分收藏。这些作品除早期购买和收藏家捐赠的一些古代绘画以及数量众多的民间美术之外，主要以近现代艺术作品为主，这是美术馆和博物馆在收藏工作上最主要的区别。从中国美术馆的收藏范围及作品来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美术馆在以往工作中所显现的收藏观，那就是代表国家收藏和保存时代的优秀艺术作品，其工作手段主要以接受捐赠和各类美展优秀作品的收藏，从而使中国美术馆成为国家美术收藏的资源和基地。中国美术馆以其国家级美术展示平台地位，优先成为了诸多优秀艺术作品的归宿之所，其中不乏在当代艺术史中起到重要影响甚至里程碑式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美术馆的馆藏和近当代艺术史之间的紧密的联系，艺术史家对于当代艺术史的写作是无法绕开中国美术馆馆藏的，同样，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对于近当代中国艺术史的构建起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美术馆在以往的收藏工作中是受传统艺术史写作中“名作”、“名家”的思路展开工作的，从而作用于艺术史的构建。但是，这只是美术馆人基于艺术史的一般常识而采取的工作方案。事实上，新时期以来中国的艺术发展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史学观念和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不得不促使美术馆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思考收藏的策略。但无论如何，鉴于当代美术馆与艺术史构建之间的紧密关系，作为美术馆收藏工作的基点就是以艺术史的眼光介入美术馆的收藏工作，让美术馆馆藏自觉的参与到艺术史的构建中去，这也对当代美术馆人提出了基本的职业要求，那就是美术馆专业人员要具备较高的艺术史知识和修养。
　  如果站在艺术史的高度检点以往中国美术馆的馆藏，很显然，中国美术馆的馆藏是近当代艺术史构建的重要资料来源，它收藏了近当代艺术史上许多重要杰作，这些作品常常见于关于当代艺术史的著作之中。但是是否就可以说中国美术馆收藏已经构建了丰富而完整的艺术史的材料谱系？事实离这个目标尚有距离。比如，以评选为目标的全国美展在机制上限制了一些不符合评委趣味的但在艺术史上确有贡献的作品。再比如，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突起，这种在观念和手法上都得已突破的艺术形式如何进入国家美术馆的收藏视域。这些问题都值得美术馆在收藏观念上的跟进与调整。但归根到底，美术馆的馆藏策略要积极的参与到当代艺术史的发展中去，要以艺术史的规律作为收藏策略的依据。

三、新史学之于艺术史写作的影响从而对于美术馆馆藏工作的新要求
　  当代美术馆在艺术史的构建和艺术作品之间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艺术生活渐趋丰富，艺术标准走向多元，从中国美术馆藏品来源的角度来看，在建国以后至八十年代，全国美展中获奖的作品，很多都被后来推为时代杰作，至今还令许多艺术界人士记忆犹新，这些美展获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平，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艺术价值得以体现的渠道也渐趋多样化，全国美展的权威性也逐渐消解，甚至对于几十年的以展览选拔艺术的美协展览方式是否能够真正选出优秀的作品提出了质疑。这个美展现象也为艺术史的构建提出了新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美展获奖作品还是否能够具备这个发展中的艺术史的权威资料？对于美术馆接受捐赠的途径同样面临着拍卖经济和日益兴起的公私收藏的挑战，艺术品和巨大的经济利益直接挂上了钩，各类机构及私人收藏开始直接与代表国家进行收藏的美术馆进行分羹。同时，各类公私美术馆、艺术区的创立，中国美术馆的垄断的展览地位也面临着分流的现实。面对这样的艺术发展形势，美术馆该采取什么收藏策略，来保证国家艺术收藏呢？同样，艺术史的构建在新的形势下，它的内容、视角、和方法上可能面临着新的调整。
　  传统艺术史的写作是按照名家、名作的思路展开的，这直接影响了美术馆的收藏思路。当然，艺术史首先是由名家、名作所构建的。但是，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之后，何为“名作”？何为“名家”？它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困扰着艺术史工作者甚至所有的受众。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文精神得到了张扬，历史正在从崇尚英雄的时代走向追求人本的时代，权威逐渐得以消解。我们可以从新史学中得到一些启发，新史学将传统史学关注“政治史”、“精英人物史”的视角转向的“被忽视的谦虚的大众史”，将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主张历史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甚至自然学科的融合，新史学三大流派“量化史”、“社会科学史”、“心理史”，皆有崭新的研究方法，扩大了历史的范围。受新史学影响，艺术史在写作方法、材料收集、切入视角上也发生了变化，强调人文学科背景下的艺术史的构建被艺术史家所推崇。艺术史写作从“名家”、“名作”更进一步进入了艺术家的生活原境，内心世界，艺术史因为对人文精神的挖掘而变得细腻而生动。那么，新史学之于艺术史写作的影响，对于美术馆馆藏工作思路有什么样的新启示呢？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设问，在此文化背景下，美术馆又该建立什么样的收藏观呢？我们除了寻求“名作”之外，还该做些什么？
　  我们期待着在当下艺术史的进程中美术馆价值得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