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白头偕老之歌——黄苗子、郁风艺术展
展览时间：2007年4月27日至5月8日

    夫妻间的关系像幽兰，芳香、隽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灿烂。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热闹的蜂房，像宁静的林中溪涧；朋友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友情是爱情的扩大。

    时光倏忽，几乎喝一声“疾！”就过去大半辈子。十分可惜啊！好朋友在一起，总嫌光阴不够。一个人应该努力创造是一回事，当觉悟到应该马上努力创造又是一回事。尤其不忿的是大伙儿的时光让几个混蛋浪费掉了！——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抢地。

    苗子和郁风兄嫂这么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能想象他们是从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对于悲苦、负义、屈辱……他们只是付之一笑。那么洒脱，那么视之等闲——进入死亡深渊而复从死亡深渊爬出，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真不可思议。

    和苗子郁风的交往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的诗，甚至是别人作的一副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从文那么温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在街上难得与我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跟我说了一句话：“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

    1953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郁风那时候忙什么呢？是不是跟华君武诸公在筹备成立美协？苗子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个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

    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见解坦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6米高，墙根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捡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起抄家的好画册还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道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地搬去？如何地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园也是原先讲究而后来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难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住团结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劳改去了，郁风捏着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乐呵呵地朗诵：“‘……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你看，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起来，并且把明信片交给我，要我也照样朗诵一次，接着也是笑个不止。

    我家乡有句谚语：“叫化子困‘凌沟板’（冰块）唱雪花飘飘——苦中作乐”。这两口子实际上已经身临绝境。一个充满诗意在东北劳动；一个苦守寒窑得来信却大为欣赏而大乐。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园看郁风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声“东北很苦”。其实也用不着说，郁风知道。她生来就是个“开朗种子”，我了解，要哭，她会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现在她是家中的主帅，一哭一乱，阵脚就稳不住。而大哭一场的地方当时确实不好找，哪儿都是人来人往。

    我那时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地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为了太阳，我才来到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个！

    多少年后苗子回来了。我大雅宝的屋子黑，他走进来我真以为闯进一个讨饭的。认准是他，喜从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阵说不出话……

    天啦！谢谢您了！“绝塞生还吴季子”！（不久，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苗子给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读书卡片借给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从1960年开始刻200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那时四十岁，力气正足，刻200幅32开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离别，老是身不由己地分心。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时我装病说上医院挂号，有时干脆开了半月假条待在家里，有时我想念苗子、郁风，就上芳嘉园。他们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设防、不出卖、讲点真心话的朋友。

    见面不会雀跃，但总是打心里欢喜。有时无话，有时和往常一样谈个不休；有时呢，他听到一个与我有关的坏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赶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样呢？还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样的不自在。遇到这种情况总要好几天才缓得过来。

    记得一次是给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壶，并且还得以用葡萄藤弯了根大提梁；一次是兴冲冲地买了一条几斤重的活鱼……

    进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摇摇手，轻声告诉我：“他们两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张妈妈那里！”张妈妈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两人好成那个样子，连坐牢都要结伴。”

    又是个七年。

    我听说苗子回来，去找他，他高卧在床。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噫唏！

    自从那天到现在，从没听苗子说过那七年是如何过来的。

    郁风呢？倒是很有两下。初到的犯人按规矩是要吃一点老犯人的下马威的。郁风不明事理，她不买账，居然选了个“制高点”给了那家伙几下狠的。郁风，真有你的，你哪儿练的？没想到还有这两手！

    从此天下太平。

    这都是事后知道的。

    “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经过“二流堂”旧址时总要放慢脚步，轻轻地打心里问一声：

    “季子平安否？”比起他们，我可是平安多了。

    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好久好久，两口子被放出来了。很快地又和常人一般。

    两个七年加起来就是十四年，你们惹了谁啦？只不过是重庆时热情接待过、照顾过一个女人。陪她聊天、陪她玩、陪她医牙……

    哎呀！我们躲她都来不及，你们还有胆子惹她？你看，她几十年后想起你们来了。她当时跟你们聊的什么话不可能完全记得住，只是认准了你们记得住，于是她说了这么一句：“苗子、郁风这两个人很坏！”

    因为做过一次殷勤的主人，你们就失掉了宝贵的十四年。

    生活重新开始，苗子郁风兄嫂啊！我相信好心人是改不了好心的毛病的。嘿！不改也罢！人就是人嘛！

    这女人当然不单是折磨了你们两个人，浪费了你们的青春。她伟大得多，她骚扰和浪费了整整半个世界。中国，东南亚……

    人总爱健忘。人不应该健忘。魔鬼们总是时常钻我们健忘的空子。

    仔细想想这几十年，我们最年轻力壮的时代。宋朝王观有半阕《红芍药》词写得好：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下半阕观点不对，解决的办法是吃、喝、玩、乐，没有出息。）

    就王观词中算的细账，人的的确确只有宝贵的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间，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下放……花了我们多少时间？那所剩无几了！

    所以你们两位的画展就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是挣扎出来的作品，是苦难的印记。

    “安居乐业”四字可以冲口而出，但得来不易。你们今天能高高兴兴开画展，而我为你们的画展大着嗓门骂街；那婆娘如还在朝，我们敢吗？

    让观众慢慢地去欣赏你们的作品；再从我这里认识你们的人品。即使我说得肤浅。

     祝贺你们的画展成功！

    （本文节选自《比我老的老头》增补版，黄永玉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