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北京会是下一个20年里最有活力的艺术之都。”——访蓬皮杜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Alfred Pacquement先生
唐泽慧(以下简称唐):16年前,蓬皮杜中心曾经举办过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大地魔术师”,2003年,蓬皮杜又举办了“中国怎么样”的大型中国当代艺术展。你认为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当代艺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lfred Pacquement:实际上,1989年的“大地魔术师”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艺术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参展的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印度、非洲、美洲等等,中国也包括在内,那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第一次在西方得到展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越来越多,当代艺术逐渐得到认同。当代艺术家们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更深地介入到了国际当代艺术的系统之中。许多艺术家就在欧洲和美国工作和生活,他们带回了更多的信息。我觉得,新一代艺术家特别有意思,他们之前的艺术家受的限制比较多,而他们正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社会,他们在其中的位置,他们做出的反应都很有意思。
唐:有很多在法国生活的中国艺术家,比如赵无极、黄永、严培明等,你对这些艺术家的看法是怎样的?你认为他们跟中国国内的艺术家有怎样的不同?
Alfred Pacquement:我想,每个艺术家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有的人因为某种理由不得不离开家乡,去旅行,住在国外,或许是一段时间,或许就是一生。有的人则一直呆在他出生的地方,生活、创作。这当然会影响你的艺术,因为你处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联系和不同的语境之中。但是,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不可能说这个艺术家是国内的,那个是国外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作为一个观察中国艺术家的外国人,我一直提醒自己永远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企图让艺术家来验证你的观点。艺术家应当超越他的国籍,使他的作品能够为全世界的人所理解,当然,这个程度会有所不同。
唐:在2003年的“中国怎么样”展览之后,蓬皮杜利用这次机会收藏了15位参展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你们收藏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选择这些艺术家?
Alfred Pacquement:当你做选择的时候总是要有所取舍,你从中选取最有价值或是你最感兴趣的,或是价格最公道,最物有所值的。不过,有时候你看中的艺术品已经属于某个私人收藏家了,概不出售,那也没办法。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机会,收藏作品。有些作品是特地为了这次展览而创作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当我们看中什么作品时,就去跟策展人商量,我们要召开大型会议,进行非常激烈的辩论,最终决定购买哪些作品。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成本问题,不可能什么作品都买。
唐:蓬皮杜是否有针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长期展览和收藏计划?
Alfred Pacquement:当然有。我们已经开始了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你知道,已经购买了一些藏品。2003年,我们利用展览的机会把一些新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带到了蓬皮杜,以后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在画廊里,在展览会上看到一件很好的中国艺术作品,这可能就是一个收藏的契机。我在中国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作品值得收藏,把信息带回到蓬皮杜。
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作为世界艺术中心的位置逐渐为纽约和伦敦所取代,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呢?
Alfred Pacquement:这个变化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二战之前,巴黎对艺术家而言是个极有吸引力的地方,同时,在其他地方,德国、俄国、意大利一样有伟大的艺术家,巴黎并不是垄断性的,同样,我也不认为现在的纽约是垄断性的艺术中心。艺术家是国际性的,艺术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创造的,这一点在今天表现得尤为明显。你永远不能说世界上有一个艺术中心,特别是二战之后的这五十多年来。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可能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纽约很活跃,同时也非常挑剔;伦敦、巴黎不那么挑剔,更有活力一些;也许,北京会是下一个20年里最有活力的艺术之都,这可说不准。所谓中心,其实更多是就艺术市场而言的。艺术市场是集中的,可能集中在某些国家的某些城市,市场将艺术带给了策展人、收藏家。但是艺术不是市场,艺术是由个人创造的,而这个人可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唐:正像你刚才提到的,北京作为一个经济上正在崛起的城市,艺术方面也变得越来越活跃。那么,你认为北京要想成为一个像纽约、巴黎那样的艺术之都,还需在哪些方面努力?
Alfred Pacquement:我认为北京很有潜力,因为这里有很好的艺术家。我想北京需要的是更好的信息渠道、需要好的艺术院校、要有支持艺术事业的一批收藏家,好的美术馆。其中最需要的,我想也许是收藏家和美术馆。要有更多的愿意为艺术花费金钱和精力的收藏家,能够理解艺术,即使它不适合装饰你的客厅——把它给美术馆好了。但是,中国经营得好的美术馆也不多,在藏品和策划展览的水平方面还需要努力。
唐:作为国家美术馆,蓬皮杜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每年的预算有多少?其中多少来自政府拨款?
Alfred Pacquement:这个比较难回答,因为博物馆是包括在整个蓬皮杜中心里面的,整个中心每年的预算大概是1亿欧元,单独博物馆的预算很难精确,因为很多东西是合在一起的。整个预算80%来自政府拨款,另外20%来自门票、商店等收入。
唐:从2003年开始,法国文化部对卢浮宫进行改革,减少政府的管理,增加其自主权,比如员工工资也由国家统一发放,改为由博物馆直接发放,并将门票收入的支配权划归博物馆等等。类似这样的改革有没有涉及蓬皮杜?
Alfred Pacquement:卢浮宫正是在学蓬皮杜的例子。蓬皮杜同样从政府那里获得拨款,但是它有自主支配权,有独立的结构和系统。它的员工都是蓬皮杜的雇员,直接从蓬皮杜领工资,而不是国家公务员。从成立之初它就是这样。但是原来的卢浮宫不是这样的,它以前一直隶属法国政府文化部,由文化部下属的国家博物馆委员会和法国博物馆管理局直接领导,现在,它的管理体制正变得和蓬皮杜一样。
唐:您作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是由政府任命的吗?
Alfred Pacquement:我是由蓬皮杜中心主席选择,而后由政府任命的。
唐:主席会提名多个人选,而后由政府决定吗?
Alfred Pacquement: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不是这样的。
唐:那就是说主席是起决定作用的。
Alfred Pacquement:是,但要获得文化部的批准。
唐:古根海姆博物馆连锁经营的模式被认为是博物馆的一个新趋势,您对此怎么看?2003年,蓬皮杜中心决定在法国城市梅兹建立分馆,这是受古根海姆的影响或者说启发吗?
Alfred Pacquement:蓬皮杜之所以要建立分馆,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场地来陈列藏品,因此我们向法国的城市公布自己的意向。如果哪个城市愿意为我们建设一个新馆的话,我们愿意提供展品。梅兹是这些城市中表现出最大兴趣的,所以美术馆最终建在了那里。古根海姆在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分馆非常成功,非常受欢迎,这给了我们一个鼓舞。但是,蓬皮杜的模式和古根海姆的模式并不相同。古根海姆所有的博物馆都在一个馆长的管辖之下,而我们希望在梅兹的博物馆有自己独立的馆长,对那里的事情负责。
唐:听说蓬皮杜打算在香港再建一个分馆,现在进展如何?
Alfred Pacquement:香港计划在九龙区建造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我们已经参与竞标,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我想,香港方面需要一点时间考察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