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流民图（局部）		名称：太行铁壁
	作者：蒋兆和		作者：王迎春／杨力舟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首都隆重的纪念活动中，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国际艺术作品展”于2005年9月2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在此次展览中，有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反映抗战主题的馆藏国画作品将同观众见面。
   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画家在抗战时期所作的反映抗战主题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现代国画家创作的抗战题材的作品。
   第一部分作品虽然从数量上来说不是特别多，但这些作品最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也最能体现出战争状态下的那种强烈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也是一场参与者最普遍、波及地域最广泛、社会影响最深远的战争。面临民族危亡的严重威胁，华夏儿女无不愤然而起，投入到伟大的拯救民族危难的斗争中。抗战中的中国美术家，无论是在前线、后方，还是在沦陷区，绝大多数也都表现出了不做亡国奴，维护民族尊严的人格精神和气节。他们更加关注现实，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使得国画的发展紧贴着时代的脉搏而焕发出新的活力。
   如果说“五四运动”时，人们开始对“文人画”进行猛烈地抨击和批判，那么，在抗战中，对于“文人画”的批判更是达到了高潮，这主要是为了使艺术创作能够和抗战的现实紧紧结合起来。把国画的发展与抗日救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画的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抗战使中国的国画家不仅发出激昂的呐喊与怒吼，更进行着冷静的观察与思考。
   受现实主义的影响，一批国画家创作了直接描绘民众生活和人民抗战斗争的事迹、揭露侵略者暴行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馆藏的蒋兆和先生创作的《流民图》，它堪称一幅里程碑式的宏篇巨制，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在直面人生、表现现实方面的成就。此画的创作极其波折也极富传奇色彩。1941年，在北平沦陷区日军的眼皮底下，蒋兆和先生以超凡的胆识开始巨幅《流民图》的创作。为防干扰，他画一部分，藏一部分，使人难察全貌。1943年10月29日，此画易名为《群像图》在太庙免费展出，但几小时后，就被日本宪兵队勒令禁展。1944年，此画展出于上海，被没收。1953年，半卷霉烂不堪的《流民图》在上海被发现，后半卷从此下落不明，馆藏为残存的上半卷。全画通过对一百多个难民形象的深入描绘，以躲避轰炸的中心情节点出了时代背景和战争根源，直指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具有深沉的悲剧意识、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史诗般的撼人力量。另外，徐悲鸿在1937年创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人物画作品，从画中的题诗看，也表现出了画家对川东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当时的国画家们在这些表现战争和民众生活的作品中所倾注的情感是真挚的，笔墨中更凝聚着他们对劳苦大众的纯朴真诚的感情。
   在这个时期，除了直接描绘当时的社会生活外，还有很多国画家采用象征的手法来进行创作。如徐悲鸿创作的《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它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画家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另一幅作品《飞将军从天而降》，画的是雄师的飞跃，用以振奋民心。张善子的《怒吼吧！中国》，画的是一群老虎冲向倭寇，象征着抗日力量；他创作的《文天祥正气歌图》、《精忠报国》、《卜式牧羊》等作品也体现出了这种意义。画家的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歌颂英雄、鞭笞邪恶的主题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与抗战前线和大后方的抗战美术相比，沦陷区的美术界相对就比较平静，一些滞留在沦陷区的国画家仍然在沉寂中同侵略者作斗争。齐白石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正直的艺术家，北平沦陷时期，他深居简出，少有外出活动。面对山河破碎的悲惨现实，他痛心疾首地题诗曰：“对君思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这首为朋友的山水画卷所作的题画诗中，表达了他对国家遭受侵略、山河破碎的深深忧伤和哀叹。在沦陷区的还有张大千，他在极度苦闷与忧郁中创作了《三十九岁自画像》，这幅画把他身陷北平的心境明确地表达出来。
   当时，也有一些国画家或用自己的绘画方式，或改变自己的绘画技法来宣传抗战，鼓舞民众。著名画家赵望云于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也来到武汉，在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帮助下，主编《抗战画刊》，进行抗战宣传。为了使自己的画笔更好地服务于抗日斗争的需要，赵望云的绘画作品改变以前的农村写生国画的风格，有的近乎漫画形式，其目的在于更容易被一般民众所认同。正如他说:“因为在这个时代，一切的艺术，都要随着救亡的工作变为杀敌的武器了。”李可染先生在抗战后参加政治部三厅美术科工作，期间也画过不少宣传画。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爆发后，文学方面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对美术方面也有影响，战地写生的风气盛行起来。抗战爆发后，关山月目睹国土将遭蹂躏，以同仇敌忾的决心绘制了一批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并举办展览。1943年开始到西安、兰州、敦煌、西宁等西北地区旅行写生，实践他“行万里路”的宏愿。
   除了抗战时期的旧作外，中国美术馆还收藏有现当代艺术家反映抗战题材的国画作品。著名国画家贾又福的代表作《太行丰碑》就反映了这一主题，抗日战争中黄崖洞保卫战的先烈血染太行的历史壮举震撼着他的心，所以，他就运用深远、高远的笔法，夸张了山形的碑铭感、崇高感和阴面山的量感，用强烈的朱红色泻染逆光，使这如碑之山顿生神采。正如他在题识中所说，太行山“确乎是碑”，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之碑。赵奇的《九·一八》，反映的是东北广大民众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难民们受尽苦难的煎熬，纷纷背井离乡出走的情景，是对侵略者的血泪控诉。作者采用横向构图，视野开阔，采用写实手法，使得历史题材得以很好地表现。作品以黑色为主的冷色调，更强化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深沉感；王迎春、杨力舟所创作的《太行铁壁》，作品采用象征手法，描绘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太行山一带广大军民并肩如铁壁铜墙，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事件。作者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军民共同作战、坚不可摧的历史画卷。钱松的《红岩》，红岩村为抗战期间中共南方局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址，作者对原址进行大胆意象创作，“黄土”变化为“岩石”，汉柏“移植”于纪念馆旁，染钩互用，使画面更为丰富，更富有变化，比较好地体现了画家的情怀；赵华胜《正气千秋》，是作者1980年开始创作反映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历程的《中华儿女》大型组画之一；反映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在敌人软硬兼施的审讯中，表现出中华儿女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画面上的赵一曼被打伤后仍怒目圆睁，身边的被打碎的酒杯再现出主人公正气的风骨。背景中的日本屏风，衬托出日伪和武士道精神的凶残与虚弱，与主人公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品构图简单、单纯，采用肖像画的表现形式，使作者的创作思想得以较好的体现；盖茂森《戈马江南》根据款识：戈马江南，陈毅同志率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