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听雕塑家傅天仇讲：1953年9月26日清晨，徐悲鸿脑溢血复发，病逝于北京医院后，美院翻石膏像的老师傅吉文升伏在灵床上，为老院长翻制面模。他正聚精会神地小心操作，偶一抬头，见到周恩来总理站在旁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总理轻声问他：“有把握吗？”吉文升回答说：“有。”总理又嘱咐了他几句，悄悄退出了房间。临走时又嘱咐周扬同志守候徐悲鸿遗体入殓。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画家在为徐悲鸿画遗影。这件珍贵的面模一直保存完好，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它曾经得到过共和国总理的关怀。

    周总理一直十分敬重和关心徐悲鸿，当他得知徐悲鸿病危，立即派卫生部傅连璋同志去医院督促治疗，又亲派医生会诊。1957年齐白石逝世后第二年的1958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齐白石遗作展”，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后，指示要在画展的同时，展出徐悲鸿的作品。

    周恩来对徐悲鸿有一个十分准确的评价：“是他生活年代的一位大师。”周总理说：“不论在西洋画、中国画，有气节、有正义感的还是徐悲鸿。”他认为徐悲鸿有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徐悲鸿纪念馆成立时，周恩来为东受禄街徐悲鸿故居题写了“悲鸿故居”匾额。

    二

    1956年3月16日，老画家齐白石家里出了一点小事，惊动了在中南海办公的周恩来总理。

    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年的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因白石老人西城旧居房屋简陋，且为防盗在门窗上安装了铁栅栏，不雅观，感到让老人在这样湫隘的住处生活和接待外宾不妥，而且老人家庭纠纷颇多，字画、图章等常常失落，老人深感烦恼，曾要求中国美协帮他摆脱此种状况。美协领导人和陈半丁、于非等老画家商量后，由于非出面向齐白石征求意见，给他换个住处。得到老人同意后，便在北京东城南锣鼓巷买下雨儿胡同5号的大四合院，请老人迁入，房屋46间与家具统归老人使用。当时议定，新、旧两处住房，愿住哪里，悉听老人自便，任何方面均不能加以勉强。

    当时政府和美协对齐白石的工资待遇和生活起居做了尽可能周到的安排，还请了护士照顾他的起居。齐白石迁入新居后，起先很满意，对美协也很信赖，曾将私蓄黄金、外汇托美协办公室主任代存。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代表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授予齐白石通讯院士荣誉状，就是在新居进行的。

    但迁入新居后，因为家人不在一起，老人有时感到寂寞，照料老人起居的工作人员也曾和齐白石的家人有过一些小误会，后来甚至有点激化，终于在1956年3月16日那天，齐白石家人开着车把老人接走，一直开到中南海，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详细了解情况后，请老人吃过午饭，亲自陪同齐白石回到跨车胡同旧宅，临别时，嘱咐齐家的人好好照顾老人，还要学习他的艺术、人品、风范和道德。总理又对齐白石说：“您今天想回跨车胡同来；我就送您来；明日想到雨儿胡同去，我再接您去，我不会怕麻烦的。”

    之后，齐燕铭找了美协秘书长华君武和齐白石之子良已，当面谈好：老人搬回旧居后，雨儿胡同照旧保留。美协对齐老的生活仍应负责照护。齐家子女对齐老健康要特别加意，家庭琐事少麻烦老先生，有困难找美协解决。事情的经过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中国美协对老人的关怀、照顾固然是一片好意，但与家人分居两处的安排，周总理批评“非常不妥”。

    齐白石晚年的创作活动和生活一直受到周恩来总理特殊的关怀。

    1957年，97岁（实际95岁）的白石老人身体开始不适，1月29日，文化部一纸报告直呈总理办公室，转上北京医院代院长计苏华28日关于齐白石病情的报告：“1957年1月28日晚8时，派医生出诊，患者家人谈：最近一月来，常在饭后自己不能行走，需拉动休息半小时至一小时后渐能走动。一月来有少许咳嗽，近日来次数增多，痰不能咳出，食量减少，大便常为便秘，需服润肠片，3～5日大便一次。今日下午精神不好，查体温37℃。

    检查：年老迷糊状态，不答话。体温38.2℃。血压110/62毫米汞柱，皮肤无疹，淋巴腺不大，心不大无杂音，心律快而整,85次/分，两肺背底部少数湿性锣音，呼吸音减低，腹膨满，无压痛，肝脾不大，肠蠕动迟缓，四肢无明显浮肿。

    依目前情况诊断，①上呼吸道感染；②消化不良。因年迈需住院治疗，但患者家人不同意，说患者不愿住院，也不愿打针或进行其他检查。故现已给予一般对症疗法，仍须继续观察。”

    同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成立，齐白石出任名誉院长。五六月间，他还坐着特制的安乐椅最后一次游览了陶然亭。
9月13日，齐白石患感冒，服药无数，气喘，咳嗽，胸闷，坐卧不安。15日，总理通知卫生部派中医顾问驻家治疗，但仍无好转。9月17日下午5时许，急送往北京医院抢救，6时40分与世长辞。当晚，各界领导人来向遗体告别，晚上11点多钟，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赶到医院，绕遗体一周，然后轻轻掀起白布，仔细端详遗容，向齐家后人一一握别，嘱咐一切按老人的意思办。临出门时，已是午夜1点钟了。

    9月22日上午，在北京嘉兴寺举行公祭，周恩来总理因为有要事，处理完以后，匆匆驱车赶到会场，一直待到送走灵车以后才离去。

    三

    1956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提出的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建议。

    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举行成立典礼，周恩来亲自出席并出人意料地作了长篇发言。他针对当时美术界和中国画界现状提出几个重要问题。

    他从团结美术界各画种画家的角度提出不要称“国画”，而应该称“中国画”。

    “记得几年前，我们在庆祝齐白石先生的生日宴会上，我就说过‘国画’的说法有些不合适，好像形成‘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好像别的画就不是国画。我是很爱好国画的，但我对‘国画’这说法感到它有独霸思想，我是不赞成的。”“我特地说明，‘国画’的叫法，仅代表它是中国画，而非代表所有的绘画。”“有些同志说：画院的名字是否叫民族画、古典画……我看都有缺点，因为我们不能陷于古典的圈子里，而不包括西洋画的长处。我提出‘北京国画院’应该叫‘北京中国画院’，这是我的意见。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仅是一个提案，如你们不同意，我就改过来。”

    周恩来总理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提醒人们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大格局中找准中国画的方位，而到如今中国画的名称仍很不一致，真该好好领会他当年提出这一问题的深意。

    周恩来在那次讲话中，强调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搞好美术家之间新老画家、中西画家的团结。他说：“现在美术界的关系不是那么完善，内部互不佩服，这个‘不佩服’是对也是不对。因为‘完全佩服’也很难，画家的画不可能幅幅成功，何况书家也有败笔，完全佩服也是有毛病，那就不能辨别优劣。各人都有他值得称赏或不够的地方。如果对别人的画一点也挑剔不出毛病，那么对自己的进步也就有限。”“谁不服人家，他就有独到之处，但如果他对别人的东西一概不肯定，那就是排挤人家。我们对青年人的作品也要鼓励他的长处，用这样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有目的地团结。”“现在还是异曲同工，不要只看到西画和国画的矛盾，就觉得西画一无长处，这就是故步自封。敦煌壁画是吸收了印度的画风，是我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中华民族是不排外的，所以应该团结西洋画家。”“美术应该自由。我们主张内部团结，不是取消自己，而是相反地加强自己。只有有信心的人才承认人家的长处，无信心的人才盲目否定人家的长处。”“知识分子很可贵，建设社会主义如无他们很难前进，但旧中国传下来士大夫习气很多，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影响，国画家的内部及对外的团结都应搞好。”

    他对美术界、画家们的情况知之甚深，考虑得很细，提出的意见切中肯綮。他谈道：

    “继承中国画的传统，吸收传统不是说样样都吸收，还要批判接受、鉴别，把优秀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要加强研究，不断提高，希望超过前人。”

    他主张在中国画的传承方面，“带徒弟的方法应该提倡”，“我们看看旧社会的‘私学’，他们从中苦学到许多学问”。

    “各种画派都应吸收，百花齐放，众美争艳。光有一面‘美’的偏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各种画种都应让它放一放，只有在长期考验中，才能决定美不美。总之，要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创造新美术而奋斗。”

    这篇讲话对当时的美术界、中国画界现实针对性很强。他是作为美术家的知心朋友，又是长者，殷切叮咛，期望由他亲手扶持起来的国家画院在当代美术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

    “文革”前夕，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大地震。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师生正在邢台各公社参加“四清”运动，那时候，人们对地震的灾难性缺少了解，又不在震中地区，开始都不太在意，很快震中地区的噩耗陆续传来，和美院师生共同组成“四清”工作组的地方干部大多来自震中地带的隆尧县，几乎每家都有亲人罹难。接连的余震更使大家亲身感受到地震的厉害：远处地声隆隆，火光一片，人们心慌、恶心，站也站不稳，门也打不开了。惊魂甫定，赶紧搬家，大家在田间搭建起半地穴式的窝棚，铺上厚厚的稻草，席地而睡。有的清出废弃的猪圈，便如住进宾馆一般的安适了。有一天，在惶惶不安之中看到天上来了飞机，一架大飞机，有四架僚机护航，向着震中方向飞去，人们猜想是中央来人了。很快得知来的是周恩来总理，并传达了总理鼓励灾区人民战胜困难、重建家园的讲话，使所有的人受到极大的鼓舞。

    那时的美院师生在防震的同时，抽调了一部分人组成文化工作队，做群众工作，并筹办作为总结“四清”成果的阶级教育展览。4月1日，文化工作队接受邢台地委和“四清”工作团的任务，搞一个抗震救灾的展览。当天下午，便集体到重灾区隆尧县采访。在震中地区，偌大的县城变成一片废墟，农民们从悲伤恐慌的情绪中渐趋平静，各家各户住在解放军帮助搭建的帐篷里。走在田间，不少地方还留着宽而又长的裂缝，不少地方从地底往外冒黑沙。当地人指着残留下的一座危楼说，那就是周总理听取汇报的地方，当时一边听汇报，一边还余震不断。周总理在3月8日凌晨波及中南海的地震余波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作出重要批示和命令，调集北京军区驻军和空军直升机部队立即赶赴灾区进行抢救。他直接指挥抗震救灾工作，邢台灾区民众把救灾的解放军视作救命的恩人。

    美院具体负责抗震救灾展览工作的是油画家侯一民。师生们从灾区归来，以空前的热情参加绘画、编写说明和布展工作，侯一民等人找来当地不同颜色的泥土，制作了几组表彰救灾英雄事迹的与真人等大的泥塑。画家周令钊拿出当年在政治部三厅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时的看家本领，用杉木、席子和芦苇搭起“宫殿式”的展棚，屋角有飞翘起。从4月1日接受任务，不到一个星期就布置完成。8日公开展出，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展览，展出内容不是宣传地震灾难和防震知识，而是表现在面临大灾难之时，军民们舍己救人的英雄行动，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同胞手足之情。展出期间，来自重灾区的讲解员结合切身感受，讲得声泪俱下，在场的所有听众一个个也莫不涕泪滂沱。

    这个展览如能保存下来，不失为进行社会道德教育的宝贵教材，可惜很快就被“文革”风暴冲毁，也从人们记忆中抹掉了。

    十年之后，一些美术家追踪历史足迹，深入当年重灾区调查访问。1979年有一天我在中国美术馆附近遇到周思聪。她说刚从邢台地震灾区回来，在隆尧县，访问了当年受到周恩来总理慰问的老乡们，她噙着泪讲起一位老乡对她说的话：“那时，俺们舍不得总理走。他说：‘重建家园后再来看你们。’如今灾区变成了新村，俺们大伙儿等啊，盼啊，就盼着那一天。……”说到这里，她哽咽了。
后来，周思聪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题在《人民和总理》那幅画上。

    2007年12月于北京安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