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家·杨淑卿［1934—2006］ 女, 台湾人。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195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班，后在中央美院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从事创作工作。生前为该创作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姐妹》、《春》、《泼水节》、《蓓蕾》、《生命之树》、《舞影婆娑》、《延河情》等，其中《姐妹》、《春》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著名女雕塑家杨淑卿老师走了。她和病魔抗争了一年多，于2006年12月9日默默地逝去。当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心里沉重而难过，我和杨老师的交往并不很多，但是仅有的一些合作，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从内心有着难以忘却的怀念。
    1993年杨淑卿陪着一位台湾中国时报文艺副刊的记者兼副主任李梅龄小姐来到中国美术馆，提出一个使我既高兴又为难的合作项目。她们说：为了纪念1937年在北京逝世的台湾籍油画家王悦之诞辰100周年，想借展有关他的藏品到台北展出，而且整个纪念活动与中国美术馆合作，经费由中国时报基金会支付。对此我当然高兴，这是一次开展两岸交流的好机会，能够对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油画前辈艺术家王悦之进行一次有规模的宣传，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为难的是珍藏在家人手中几十年的王悦之油画，自进馆之日，就损伤残破得比较严重。我向杨淑卿、李梅龄两位客人介绍了这一批油画的捐赠者刘艺先生和他母亲历经20世纪40年代的战乱、50年代的艰难困苦，在当年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费尽心机地把作品保存下来，然后又无条件地捐献给国家，这些作品是中国美术史的珍宝，也是中国美术馆的珍宝。遗憾的是国内缺乏修复油画的高手，同时也缺乏经费。我到美术馆任职之后，认为对这一批油画的修复没有地道的专家，一般的油画家是胜任不了的，拿出去展览甚有风险。平常都不敢轻易搬动，更不要说出境了。她们二位听到我的讲述，同时也观摩了几幅作品，甚为动容，更感到王悦之遗作能留下已是不易，更觉得其价值可贵。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两岸联手纪念他就更有意义。我便试探性地提出：不知台湾能否解决修复问题。李梅龄小姐在暗暗地下着决心，很痛快地表示愿意回到台北再仔细筹划。我也希望杨淑卿老师能够从中多多斡旋，力求这一事项能够促成。
    后来她们二位都给我回复，同意把作品提前运到台北修复，经费也由中国时报基金会支付。恰逢台湾省立美术馆邀请我赴台参加“两岸水墨画交流展”及学术研讨会，我随身携带一幅受损最严重的油画——《镜台》亲手前往台湾。但见画面亚麻布因湿潮原因已腐化成半透明状，油彩也剥落了很多。我想先把它交给李梅龄小姐，由她请修复师修好后，送回北京看看效果，然后再确定其他十几幅作品的修复。说实在的，我对台湾的油画修复水平和能力丝毫不了解，同时也因为对这一批藏品的价值看得很重，如果修复失误，还不如旧样保存，深感此举责任重大，千万不能有丝毫闪失，所以先修一幅，作个试验比较稳妥。
    李梅龄小姐在机场迎接我和油画《镜台》。她十分理解我的心情，也赞同我的做法。她和我直接乘车到达修复师李福长先生的家里，借机我也参观了他的修复室。仔细观摩了几件他正在修复的油画，以及室内外的安全措施，使我心里有了点底，这样《镜台》就暂时客居在台北。过了半月余，李福长先生亲自把修好的油画《镜台》拿到中国美术馆。我立即请靳尚谊、詹建俊等几位油画家鉴定，结果大家满意。纱窗般的透明感消失，整幅画面加固得很坚实，油画的笔触保留，人物形象没有丝毫损伤，这样的效果给大家增加了十分的信心。于是我们与中国时报基金会正式签订借展协议，由李福长先生亲自负责，将馆藏王悦之的油画、水彩画一并运往台湾修复包装，于1994年8月在台北市立美术馆顺利展出。当高玮副馆长和刘艺先生以及我馆收藏部主任郑作良同志出席开幕式时，和台湾同胞共同为王悦之先生的艺术所折服，展出效果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半年之后，全部修复包装整修一新的王悦之遗作回到中国美术馆陈列，并且召开了座谈会。对此我们全馆同志都非常兴奋，特别是王悦之的儿子著名书法家刘艺先生及其他亲属，其满意的心情难以言表。一些老同志都为两岸此次纪念王悦之的活动热烈地祝贺，对台湾中国时报基金会以及李梅龄小姐由衷地感谢。我尤其对杨淑卿老师积极努力从中斡旋的无私援助表示深深的敬意。她对维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心和对两岸交流的热忱，值得我们美术馆人学习。然而杨淑卿老师却平心静气地说：这没什么，算不了什么，不应该感谢我，我只是尽了一点点自己的力量。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困难，我不主张多说，像有些人怪怪地总是说。我想能办点实事最好··当时她的情深义重的神态，为国家美术馆办了好事，丝毫没有邀功的意思，使与会者深受感动，赢得了会场上一片掌声。
    杨淑卿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考进中央美术学院学习雕塑专业，可谓新中国第一代女雕塑家，几十年来潜心创作。1979年她的大理石雕刻《姐妹》，被中国美术馆收藏，90年代一直陈列在东南角厅外檐廊下，和钱绍武的花岗岩石雕《江丰像》、付天仇的石雕《徐悲鸿像》等藏品陈列在一起。洁白无瑕的两姐妹头像，以其温情细腻的造型美丽感人，和其他作品的粗放风格对比尤有特色。原来她是在台湾长大，因而经常惦记着生活在台湾的妹妹，因此她在这件作品中充满了真实的姐妹亲情和发自内心的期盼团聚之热望，期盼祖国统一的理想，表达了她的爱国情怀。站在她洁白的石雕前所体悟到的激情，就可以理解她对两岸文化交流促进台湾回归的极大热忱的根由。她和李梅龄小姐的合作亦如姐妹一样亲密无隔阂。为此她不仅仅为王悦之的纪念活动付出辛劳，在两岸交流的其他方面她也默默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十数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王悦之的油画及水彩画陈列在美术馆时，我就立马想起了杨淑卿老师和李梅龄小姐。 2006年11月美术馆圆厅里又展出了王悦之遗作，此刻杨淑卿已在病危之中，我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她就会离去。回想往事，我在怆然中想起毛主席曾经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时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杨淑卿老师为国家美术馆所作的事情，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的事情，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壮举，然而却是一件件实事，而且毫无自私目的的实事。其实美术馆的发展和所有的历史文化积淀都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能够做出一点奉献就很可贵。
    杨淑卿老师作为一位著名的女雕塑家、中国美术馆的朋友所做出的默默奉献，我们美术馆人会长久地铭记。她走了，她高尚的品德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仅作此短文以表我心中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