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保定，乡亲们管书法家叫“写家”。“写家”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准确，也很有意思。书法家可不就是写字的嘛！拿毛笔写汉字，而且是“左行”，即先从右边开始，自上而下一行一行往左边写去。无数先贤按照这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行事，远的不好说了，就从甲骨文算起，也有四千多年历史了，一直到今天，老规矩基本没变。四千多年，经过无数人的实践，居然把写字鼓捣成了一门非常高雅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我们现在叫“书法”，日本叫“书道”。
或问：书法既是一门很高的艺术，那么，它究竟高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在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中，书法艺术占据什么位置？
    这，已有两位艺术哲人说过了。两位先生已经故去，大家都熟悉。一位是宗白华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为胡小石先生《中国书学史·绪论》所加的编后语中就讲过“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现人格，创造意境，和其他艺术一样，尤接近于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构象美（和绘画、雕塑的具象美相对）。中国乐教衰落，建筑单调，书法成了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术。”（原载1938年12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又《宗白华全集》第二册，20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又收入《艺境》一书，标题改为《书法在中国艺术上的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另一位是旅法著名学者熊秉明先生，去年刚刚去世。他于20世纪80年代回到北京讲学，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一重要命题。他的提法比宗白华先生可说更进了一步。后来，他又来北京讲学，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说明“有人听了以为狂言，有人听了颇能同意。我后来在不同的场合把这句话做了解说。我的意思是：一个文化的核心是它的哲学，而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不是建造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而是在省悟贯通之后，返回生活。从抽象思维落实到具体生活的第一境乃是书法，书法写的仍是抽象思维所运用的符号，可是活泼生动的具体精灵了。”（《老年书法研究班讲稿》，原载《中国书法》2003年第12期。按四卷本的《熊秉明文集》国内已经出版，本人购置一套，但拟此发言稿时不在手头，未能查阅是否收入此文。）
    以上两位学人对书法如此看重，他们的睿思高论，恐怕绝非空穴来风。我不大懂哲学，我对两位先生的学术建树，只有钦佩和敬重。
    有学者谓，艺术只有雅俗高下之别，而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比如梁任公就说过：“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第五册，37页，中华书局，1989）
    那么，从书史的角度和艺术的高度上来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对应物（参照物）以印证宗白华、熊秉明二位先生所持论断呢？我以为能找到——那就是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
    近人马宗霍云：“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晋人书之极致是“二王”书法，“二王”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沾溉后世，既深且远。“二王”书法的魅力是永恒的。一段时间以来，常见有人撰文称，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始作俑者是唐太宗，太可恨了，声言要把王羲之从“书圣”的宝座上拉下来。但宗白华先生却不这么看。他在《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一文中还说“像王羲之，中国人对他的崇拜，尤其是从前的唐太宗对他的那么重视，那真是少有的。唐太宗把他的书法看得比任何艺术都高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陈寅恪先生好像也讲这样的话：“对待古人要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不可轻易乱加否定。宗白华先生是大学者，他具备这样的学术品格。”
    近年来，我一直琢磨这个问题，遂逐步形成一种认识：即学书不管你是走帖一路，还是走碑一路，“二王”都是绕不过去的。我讲绕不过去，绝不是因为我个人是学“二王”的，就故意把“二王”捧到天上去，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也不是指单纯地临写，而是着眼于领悟“二王”书法所达到的那种极高雅的艺术境界，那是蕴含了中国书法艺术精髓内核的东西，是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东西，因此，“二王”书法已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最当重视和体味。当今乃至以后的学书者，倘欲追求书艺的高境界，“二王”书法都是不可能绕过的。
    现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成天疲于奔命，活得很累。在紧张公务之余，如有兴趣，玩玩书法也算一乐。我总觉得，写字一途，似乎不必过于心重，如果抱一种“玩”的心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常心”，少一点挂碍，少一点得失之念，尽量放松一些，可能要好。
    “玩”，是人类的天性，当然也有雅俗高下之别。玩书法，玩得到位，玩得高雅，玩得如同孩子们做游戏那么专心投入，沉浸其间，物我两忘，那就不是一般的境界了。由此，我有两点关于写字的感想：我们都有过童年，儿童做游戏，比如捉迷藏、过家家之类，都是有孩子们自己的规则的。如有人破坏规则，他们会很不高兴。人类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越讲求行事规则。或问，写书法有没有游戏规则，要不要遵守？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们现在不是老在强调要继承传统吗？那么，继承和发扬古人写字的游戏规则，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老老实实按规则办，不可轻易破坏规则。玩得好，玩得高，你就或许能站住。此其一；其二，就是注重人品，注重功力，注重学养。有人或以为老生常谈，不予理会。然而，无数先贤为书得以深入堂奥、达于高境的经验之结晶，却着着实实正是这三个“注重”。我觉得，这个东西今天还不能丢。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书法艺术，看似简单，而真正弄好却很不易。照此三个“注重”，脚踏实地走去，过程可能要很长很长，但毕竟是一条宽直的路，我想不会错的。
    书界没有围墙，好像什么人都是可以进来玩玩的，怎么吆喝，怎么闹腾的都有。当前书坛创作景象，已有权威人士为之概括，叫做“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多元化总比一元化要好。
    发展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尤其是带有倾向性的东西，我以为应当关注，不能光是一片叫好。
    创作倾向上存在的问题，非止一端。在此我只说两点，而且仅限于我们搞传统一路的，其他不涉及：一是率意有余，精到不足。有人说，现在是“自由挥洒”的时代，这真是一语中的。自由挥洒，并非坏事。但拿今人“挥洒”出来的东西，衡之古人的经典传世之作，却总让人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古之大家作书，何尝不注重自由挥洒？但古人更注重法度的精微完备，那是率意和精到的极其完美的结合，故经得住细看，越看越让人着迷。时下之弊，在于许多人一窝蜂地竞相以“自由挥洒”为能事，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度的谨严。一些聪明的朋友，为了追求所谓的“展厅效应”或“视觉冲击力”，作品幅式又长又大，外加带色纸绢巧为制作，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仍然掩盖不了他们技法上的虚弱稚嫩。猛一看很抓人，书写质量却不行，内涵的东西少，仔细审视之下，就未免让人兴味索然了。说得严重一点，甚至某些全国展上获奖的作品，也不例外。现在，我们都面临一个对于传统书法如何深入挖掘和很好继承的问题；现在，我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些浮，深入不进去。此种现象，几年以前我就讲过。现在看，非但没有改变，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是对于“创新”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时下“创新”之议甚多。我的看法是：创新，非常可贵，当然很好，但创新又是一件很难、很不简单的事情。书家个体的创新，是指某一时代开风气、领潮流、集大成的大书法家的创新，这样的创新大家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出现的。书法史上有定评的，人们公认的天才创新家，实际上很少，恐怕只有王羲之、颜真卿这样数得过来的几位吧。我说真正的创新不易，绝不是就不要有创新意识了。书史上任何独辟蹊径的大家，都是创新意识很强，而耻于做书奴的。当今中国书坛，中青年书家是最活跃的力量。中青年书家创新意识强，是很好的。说老实话，现在，如果能出上个把响当当、硬邦邦的创新大家，那可是不得了的事。然而，这些年大家折腾来折腾去，出了创新大家吗？恐怕很难说。一些中青年朋友即使壮志凌云，勇于搏取，看来亦须积以时日，这事是急不得的。倘有人成天煞费苦心地尽做些个离奇古怪的玩意儿，就以为是在创新了，其实大错。说得难听点，那是“画饼充饥”徒劳无益哗众取宠浅薄媚俗，是妄图“揪着自己头发干离开地球”的勾当。有创新的雄心很好，但创新绝非简单地“心想”就能“事成”，也绝非玩些花活就能凑效的。
（注：此文为作者在“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与文化建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删节。）